——就我的一段经历和思想变化与青年网友交流

杨恒均

我为什么不删除愤青们的留言

    今年三月份在国内和讯网站开了第一个博客，九月份又在网易开就了第二个博客。在这两个博客上，我写了一些评论、杂文和日记，我以前只写过小说。在读者和网站管理员的支持下，两个博客都还热闹。

    青年网友中很多是认同我的观点的，这让我大喜过望，但也有不少网友无法接受我的观点，特别是对我文章中处处批评中国大陆政治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表示不理解甚至反感。支持和反对我的网友在我博客留言中也就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极：支持的相见恨晚，赞扬有加——有些过誉之词让我都不好意思；反对的慷慨激昂，口诛笔伐，有些更是竭尽侮辱之能事。至于我，当然不能免俗，自然也是对赞誉的沾沾自喜，对批评的心有不甘和心有余悸，但我得私下承认，批评的留言往往让我过目难忘。

    不少读者的批评确实值得我揣摩和深思，有些弥补了我经历和认识不足造成的缺陷，我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批评和攻击完全是无厘头，其中大部分是一些青年网友，一看到我批评中国的文章甚至标题就义愤填膺，激起了平时深藏难露的爱国热情，对我一通攻击甚至辱骂。看过我博客留言的朋友就知道，2007年就因为我的几篇博客文章，我不止一次两次地被戴上反动势力、反华势力、汉奸、（可能的）台湾特务、美国和西方的走狗等等高帽子。

    显然，我遭遇了传说中横行网络和现实中国经年的“愤青”。我很想写一些回帖与这些愤怒的青年们谈一下心或者讨论一番，可是，再一细看他们的帖子，就发现根本无从回复。例如，你批评了一下社会中某种不好的现象，他们就指责你，为什么看不到我们社会的光明面？

    你怎么回答呢？除非你把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出现的所有美好的东西数落一遍，或者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音员一样把中国的光明面广而告之，否则他们不会满意的。我当然也不会把光明面都写一遍，再在末尾来几句“中肯”的自我批评，如果那样行文，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了，体制内的所有宣传和媒体都在干这活，轮不到我。

    再如，很多青年网友质疑我，姓杨的，中国人民把你养大，你到海外住了那么久，怎么只看到你文章中批评中国，不见你批评美国？你不是美国的走狗是什么？

    还有一些留言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以致在深圳和一位网友聚会时，他愤愤不平地说，看到那些愤青在你博客无理取闹，我恨不得顺着留言者的ID找到那些家伙，把他们一个个痛打一顿，打得他们开窍。

    我哈哈一笑，不过心里就想，我更不能留言回复了，免得争论进一步激化。不过，我不回复，那些愤青的留言也并不见减少，有些越来越激烈，我于是也就从反华势力的代言人一步步变成了“汉奸”和“特务”。好心的网友就来信建议我删除一些过激的留言和评论，——毕竟我是博主，是有权力删除我博客上的留言和评论的。还有的网友知道我很忙，经常在外面跑，答应要为我管理博客，随时帮我删除愤青的帖子。

    我都婉拒了。迄今为止，我仍然没有删除任何一个批评和攻击我的帖子。我不删除留言和评论的理由很多，最冠冕堂皇的当然是“我不支持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力”，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自己曾经和这些给我留言的愤青一样，也是一名愤青，而且，我知道也理解我们都是怎样成为愤青的
    ……

我曾经是最牛逼的愤青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句话现在的愤青都不会用了耶），我从小学到大学的费用都是国家和人民支付的（？），一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大学毕业又直接分配到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工作，有吃有喝，如果说我不知道感激，听到人家批评自己的祖国不愤怒，那是很不符合逻辑的。

    中国是盛产愤青的地方，在那样的教育和那样的宣传下长大，你不是愤青倒不合常理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是一名愤青。不过，和普通愤青不同的是，出学校后我从事的是外事工作，我接触的都是外国人，我充当愤青的对象不是中国同胞。

    我很理解现在一看到批评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帖子就怒发冲冠的年轻人，毕竟我们都受到了类似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在他们这个年龄，对批评中国的声音之敏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我就怒火中烧，好像人家要挖我的祖坟，又好像我生活的支柱马上就要被破坏。虽然由于外事纪律我不能火冒三丈，但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为中国辩护，有道理时我得理不饶人，没有道理时我也强词夺理，总归要把外国人要就是弄得“理屈”，要就是弄得“词穷”，我才会鸣锣收兵，心安理得地自以为爱了一次国。

    当然我当愤青最辉煌的经历不是在中国，而是到了美国后。

    1997年8月，香港回归一个月后，我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一个叫大西洋理事会的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我来美国的路费完全是自己出，介绍到这里从事研究工作是我的恩师和朋友帮忙，生活费也靠自己打工挣来，研究费用我自己出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我私人朋友赞助，我不从中国或者美国政府或者依附于它们的任何机构拿一分钱的经费——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自从改革开放到今天（2008年1月27日）为止，像我这种既不从国家和政府、也不从研究机构和大学等拿经费到华盛顿这种级别的智库从事和国家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的，就一个人，就是我杨恒均。

    我最初自费到美国的目的也许是想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亲眼看看美国到底如何强大，为什么强大了这么多年，诀窍在哪里？（见我的散文《魂断罗湖桥》）但大家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台海危机持续发酵，中美对抗一触即发，江泽民即将访问美国，朱镕基的改革遇到阻力，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甚嚣尘上……我这个在国内就是愤青的人怎么能够坐得住？又如何能够冷静下来进行自己的观察和研究？

    那两年，我可以说是拼了老本捍卫中国的尊严，有记载的就包括我和美国国防部将军们、中央情报局外围研究人员、台湾国军访问学者、来访的陈水扁（当时的台北市长）等等讨论和论争的记录，我听到任何一个非中国大陆人在我面前批评、攻击中国，就会毫不犹豫地跳起来，根本不管他们是善意还是恶意，也不管他们攻击和批评得是否有道理，总之，中国人的事，我们会处理好，不用他们管。我用我有限的知识，与他们抗争，经常搞得面红耳赤，很多时候是不欢而散的。

    当时就有几年前来美国的华人朋友婉转地劝我，小杨（那时我还是小杨呀），你不是公派，也不是拿人家的钱，却在一个研究机构为中国政府声嘶力竭地辩护？你是何苦？你也不觉得累？你看看周围的华人，有几个像你这样？你现在是在美国，赚钱要紧，再说，你今后还要在这里定居下来，何苦和美国人作对？你也不害怕吗……

    华人朋友说这话，现在的愤青朋友可能不理解，要知道，一个中国人到外国首先应该是生存，而我当时在研究机构是根本无法赚钱的，如果没有资助（例如来自政府或政府附属的研究机构，或者一些NGO），任何人都不会傻到在研究机构混。事实上，在中美台关系最紧张的1996、1997两年里，整个华盛顿最有名的研究智库，像我这种大陆来的中国人就我一个，找不出第二个。当然也有一些公派的、拿着大陆纳税人的钱过来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大多在为自己打小算盘，很少有我这么积极的。

    可我乐此不疲，也不害怕，为什么？第一，我觉得有意义，因为我在为祖国辩护，就像我当时在国内做的一样，浑身是劲。第二，我有愤青的激情和热情，我是愤青我怕谁？当然我得承认，在世界反华的大本营美国为中国辩护，确实是很辛苦的，加上我的知识有限，水平不高，那场景可想而知了。可我还是像唐吉珂德一样，充满激情，于是，在华盛顿离白宫只有一条街道的办公室里经常上演一位愤怒的中国青年舌战美帝将军和学者们的场景。

    现在，我早已经过了愤青的年纪，也不再是当年的愤青了，但我始终认为，愤青心中那股憋不住的爱国的热情和对一些自认为邪恶事物的愤怒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们的问题是既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爱国，也没有分清哪些才是真正的邪恶。

在美国，我找到了为中国辩护的最好办法

    和现在的愤青一样，当时的我听到那些批评中国，说中国不好的话，总要跳起来辩护。也和现在的愤青一样，都或多或少受到知识和经历的局限，经常结结巴巴甚至理屈词穷。例如，我现在写文章针砭中国时弊，总有愤青过来叫骂，其实，我的文章当然有不足之处，而且由于经常是在飞机火车上一蹴而就，漏洞很多，有些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你如果知识积累多一点，经历再丰富一点，很可能对我言传身教一番，我也会虚心倾听。可是，所谓愤青也就是只知道愤怒而不懂得讲道理的，在他们那里，爱国、爱党和热爱社会主义这些概念都被烧红的烙印硬生生的烙在了当时还没有发育好的大脑里，使得他们自小就认为尿布里渗出的都是真理。

    这在中国目前还行得通，例如在当今网络上，愤青们仍然占据了“政治正确”的高地，大多网站和论坛管理员一般不会删除愤青的帖子，要删，也是删除那些激起愤青愤怒的帖子。

    可是现实可不是网络，特别是在美国，当一名愤青可不那么容易。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发现不分青红皂白地为中国辩护不但让我感到力不从心，而且美国人也失去了兴趣。不过，美国人可没有失去批评和攻击中国的兴趣。所以，作为愤青，我还得愤怒，还得战斗。

    好在，我很快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不再干巴巴地为中国辩护，而是以毒攻毒，转守为攻，主动批评和攻击美国！

    一旦找到了突破口，简直是如虎添翼。说实话，为中国辩护我力不从心，但批评和攻击美国我则是得天独厚，很快我所受的教育就派上了用场。从此以后，当美国人批评中国人权的时候，我立即攻击美国的人权——呵呵，想起来，我比咱们的外交部长更早地使用“美国的人权也不咋样……”这样经典的句子。

    当然比起国内的愤青，我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我在国内外的经验都丰富，体制内、体制外都混过，对美国的社会也有不浅的认识，加上我拿得起，放得下，心无成见。静心比较一下，我确实可以找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的弊端和弱点。例如，虽然我也承认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完美的一种价值观，但对于他们向世界各国推行这种价值观的方式方法，以及那种让全世界都以我为中心的老子天下第一的做派很不以为然。记得当时我曾经指责美国人在处理其他民族文化和宗教问题上过于简单，有时又偏激，并直言这样会引起极端主义的报复。美国人都是一笑置之。可是，我就感到很紧张。于是，找个机会把儿子从华盛顿送到澳大利亚。结果，在送走后的第二年，在我华盛顿住处窗口所及的地方，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在五角大楼上。

    后来我继续告诉华盛顿的美国朋友，如果你们不改变一下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建议他们自己也赶快搬离华盛顿。我说，在全世界都在学习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美国人最好能够学会与全世界人相处。否则，等到核子武器很容易制造的时候，我担心华盛顿迟早会被袭击。

    这只是一个例子，事实上，我很多对美国的批评甚至攻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让我感觉到自己批评美国有道理的正是美国人自己。我以前就说过，我并不是学人，也不知道如何搞研究。我一下子到了那样的顶级智库是有点手忙脚乱的，加上我见人批评中国就跳起来反击，结果，一开始并不顺利，也不受美国人重视。可是，恰恰在我开始把心思放在如何找到美国的弊端和弱点并揭露、批评它后，美国人对我也开始刮目相看了。

    就在要离开理事会时，竟然有好几个研究机构包括海军的研究机构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研究项目，这可是大出我的意料。可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自知之明，我一看研究报告就头大，哪里能够参与一些重要的研究项目？可是人家美国人就偏偏要请我——才三十出头，学历没有学历，知识没有知识，也就一喜欢观察的愤青，人家美国人看重了我什么？

    原来他们看中的竟然是我那逢美必反的愤青性格，以及批判美国政治和政策的独特角度，哈，他们竟然要出钱让我攻击他们，愤青当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

我为什么不再批评美国

    美国人对我另眼相看的原因，那就是我费尽心机，找出被他们忽视的弊端和弱点，对他们提出批评和攻击。当时中美关系很紧张，虽然中美之间有学术交流也有高层和民间往来，但像我这种总是把眼睛盯住美国的各种缺点的愤青并不多，至少到美国这种高级研究智库的就没有几个。而美国人也发现，在研究中国的时候，不能像以前一样只注重高层和学术界、军界的反映，也需要听一下来自民间的声音，包括来自愤青的叫嚣。

    那一段是很牛的，我参与各项研究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项目的漏洞，也是美国的各项政策和策略中的弱点和缺点，然后来一通冷嘲热讽。想一想不可思议，前段时间，我自己出钱为中国辩护，现在美国人出钱请我来批评和攻击他们。

    当然我也不是一般的愤青，要批评美国，而且要批评得与众不同，可不那么容易，毕竟美国人好像从上到下都在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和美国人比起来，我显然有他们无法企及的经历和知识，这种经历和知识在很多场合显露出来。
   
    记得1998年底，在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大西洋理事会和华盛顿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场模拟战争游戏中，我的意见让美国军事专家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模拟朝鲜突然出兵南韩，中美介入朝鲜半岛的模拟战争。我当时分配的角色是南韩情报部的首长。由于对这种理论推演游戏并不熟悉，我一开始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进入角色。

    进入角色后，我马上就发现设计这场模拟战争游戏的美国人对中国很多方面的无知，以致在他们玩得正开心时，我不客气地打断他们，指出他们犯下的两个致命错误，这两个错误直接导致了他们整个游戏的错误发展方向，最终使得这种严肃的模拟战争推演搞得真如一般的游戏了。我的美国朋友听得目瞪口呆，后来还派专家专门过来向我请教……（删除54字）

    美国人目瞪口呆的同时，我也突然清醒过来，我这个愤青在干啥呢？在骨子里我对美国是不满的，嫉妒它比中国强大，比中国富有，（更不用说西方人那种根深蒂固地看不起中国人的德行）所以我才是一个愤青。批评美国，是我到美国后找到的为中国辩护的最好的办法。可是，我不是刚刚到美国，我现在心里已经慢慢明白了，我这样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帮助美国，为美国人民效劳呀……

    那时我在美国也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为了学好口语，每天晚上趴在电视机前从一个时事节目换到另一个时事节目，没有时事节目了连脱口秀也不放过，看了这么久的美国电视节目，再顽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美国媒体上几乎所有的时事节目都是批评美国的，不是批评美国政府，就是批评美国社会，或者其它什么的，歌功颂德的只有政党花钱买的竞选广告，没有人看。

    再追溯远一点，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以致资本主义两百年的历史，不是一直在这种批评中发展和前进？美国的制度有什么了不起？从他第一次设立时候看，几乎千疮百孔，连奴隶制都无法废除，可是，这个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允许来自民众的批评和监督，这个制度本身也在批评和攻击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

    顾准不是在多少年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而我却要等到多少年后飞到美国，住在那里，到白宫附近的研究所上班，每晚坐在电视机前，才逐渐体悟到这个道理……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我逐渐意识到美国国富民强、社会和谐、政局稳定的根源，不是因为他们有飞机大炮和核子武器，不是他们政府控制媒体搞强力宣传，也不是他们可以印刷美元，而是他们把批评这个武器交给了人民，交给了媒体，用批评来监督政府、当权者和各种利益集团，从而使美国的制度可以不断完善，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无法与时俱进。

    现在来促使美国更加强大和完善的人中又加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愤青——杨恒均，呵呵，青年朋友不难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吧。在西方国家赚钱有很多方法，搞研究是赚得最少的，我之所以不选择更赚钱的职业而在这里批评和揭露美国，总以为是在维护中国，觉得很有意义，可哪里想到，我这个愤青一直在为美国服务？

    为美国人民服务，未尝不可，可在骨子里，我就一愤青，如果批评一个国家能够让它不断改进，能够让它越来越强大，我没有理由去批评美国，对不对？如果批评这个武器能够让一个国家强大，那我也应该批评中国而不是美国，对不对？

批评中国而让她不断进步就是最好的爱国

    听起来是不是特幼稚？哈——没办法，当时就这样想的。现在写下来，觉得逻辑简单得有些可笑，其实人生并不复杂，支撑我们一生的道理就那么简简单单的几条，再说，这也是我如假包换的心路历程，没必要掩饰，也没有必要添油加醋。

    一旦意识到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为美国人民做贡献的时候，我也就失去了任何批评美国的兴趣，毕竟这不是我心目中的祖国。再批评下去，不停帮他们找弱点，找缺点，敦促他们改正，靠，那中国不是要和美国差得越来越远？在愤青眼里，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帮助他们建设和谐社会，才是汉奸行为呢。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曾经独自思索，我一听到人家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就暴跳如雷，真是在维护祖国吗？当时我心里是不是真认为中国什么都好，没有必要改进了？或者是因为后来我出国了，看到了一些在国内看不到的，开阔了眼界，作了对比，才发现中国其实有很多值得批评，需要改进的。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释，第一是我以前在国内被洗脑了，对西方很仇视，这次在国外看到了一些好东西，想带回国内；第二就是我在国外时被洗脑了，或者说精神被污染了，被弄得有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不管是哪一种解释，事实是，到此时，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知道读我这篇文章的不仅仅是青年网友，也有一些老师、学者以及我的同辈人，他们中一定有一些人会冷笑着说，杨恒均，你丫的也太幼稚了，你亲眼见证了1987和1989年，又亲身经历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贪污腐败，你竟然直到1997年后思想才发生变化？

    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是的，比起很多靠读了启蒙的书就能够从善如流的老师们，我真是惭愧得很，我有点愚笨，而且有中国农民的顽固，要接受新事物总需要眼见为实，可谓不见棺材不掉泪。虽然在大陆时，我也对丑恶现象发几句牢骚，但在骨子里，我不但不知道如何避免这些丑恶现象，而且我自己也和这些丑恶现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让我靠他人的几本启蒙读物就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到了国外，到处流浪，再次回到大陆，加上读了几本书，我的思想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变化当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批评在政治和社会进步中作用的看法和认识。我认为西方思想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批判。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不限制对它自己的批判，两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批判的历史，越批判越改进，也越进步。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权威是所有批判对象中最大的目标，其他的最重要目标还包括所有的既得利益者。

    当我在自己切身观察中发现这种充斥在美国政界和社会各层的批判正是帮他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危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专制国家无法逾越的困难时，我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且不要说太远的历史，就拿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说，凡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失去了批评当权者的能力的时候，就是我们民族遭受最大苦难之际。和年轻的网友说，我想就算我们抛开政治制度不提，仅仅从我们建国后的历史看，大家不会不注意到，每一个民族灾难降临之前，其实都有微弱的批判的声音，这种声音总是被打压下去之后，灾难就接踵而至了。

    有人说，现在情况和以前不同了。其实，历史都是很相似的，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同了，但在大多方面还是一样的。当今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改善很快，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没有值得批评和改进的地方？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国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改进，而且有些大的弊端，如果不引起重视，中国迟早会重返历史的怪圈，重蹈历史的覆辙。什么覆辙？我说不好，但可以告诉大家一点作为参考，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很多时候都走在世界前列，也比世界其他地方富裕和繁荣，但一次又一次被打回到原点，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动荡、分裂和残杀。以致到今天我们国家还是地球上发展最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最低、贫富差距最大、贪污腐败最严重和人的尊严最不受重视、人权状况最堪忧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进步——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外国到中国，我想没有多少人比我更加感觉到这种进步的存在——我自己包括我的兄弟姐妹都是这种进步的受益人，我为此无数次在内心欢呼。可是这种进步是不是和历史上屡次出现的那种短暂进步一样，随时会因为根子上的东西和积重难返的积弊而土崩瓦解，回到原形？

    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之多之大，都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看到的，也是我们历史上不多见的，这样的发展能持续多久？和谐社会能够这样维持吗？利益集团真能够用一手遮天的办法取得长治久安？

    爱国有很多方法，工人在捣腾中国制造，科学家在搞科研，士兵在准备打仗，间谍们在四处窃取科学技术和政经情报，学生们在认真读书，海归们一边赚钱一边把海外学到的科学技术传播到祖国……

    至于我，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报效祖国，热爱国家的方法，就是发挥我之所长，批评它各种不足之处，揭露邪恶的东西……

我害怕吗？

    常常有人问我，在网络上写文章，最让你难过的是什么？最让你快乐的又是什么？我说，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失去了一些朋友，而最让我高兴的则是我得到了更多的朋友。

    ——我失去了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那些还在体制内，在共和国各个要害部门工作的至今已经都在领导岗位上的老朋友。我失去他们是因为我的文章在他们看来太敏感、太危险。这让我感到不爽，也感到很遗憾。

    当然，这一不爽和遗憾与写文章得到的“好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好处是让我最快乐的。自从写文章后，我认识了更多的人，除了一些早就在我生活中出现但一致被我忽视的“小人物”外，还有大量的网络朋友从虚拟的世界来到我现实的生活中。他们愤怒我的愤怒，希望着我的希望，也给了我最大的鼓励。

    顺便说一下2007年初的一件事，当时在广州和沙叶新老师聚会，我说，好久没有看见沙老师的著作了。我还根据沙老师的丰富经历、敏锐的观察和风趣幽默的风格断定，他如果写长篇小说，一定很棒。沙老师透露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是又叹息道，时间太少了，还有很多东西要写。

    我很不以为然，我当然知道要想创作长篇小说，必须停下手头其他的创作，完全沉入其中，不可能兼而得之（所以就连鲁迅，也无法写出真正的长篇小说，因为他要不停地写一篇又一篇的杂文）。我当时就对沙老师说，你少写点其他的，特别是博客文章，集中精力写小说。我这样说，是很希望像沙老师这样的人能够写几部反映当今现实的传世之作。

    我话音刚落，沙老师叹道，那些小文章我确实没有时间写，可是……看看博客上网友的支持，总感到不能不写……

    沙老师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当时还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我不但自己没有亲自开博客，而且也很少到其他人的博客去看。一个星期后，我上到沙叶新老师的博客，看到的是每一篇文章都有那么多读者在支持，每一篇都有那么多网友热情的留言——我理解了沙叶新老师的话。

    当然我真正理解沙老师的心情却是要等到后来我在和讯和网易博客逐渐凝聚了一批读者之后。看到那么多的读者给我留言，表示理解和支持，我竟然有了几个月前沙叶新老师讲过的一模一样的处境和心情：我的长篇小说《情报局长》已经拖延很久了，但我不会停止博文写作，因为我的那么多读者……

    2007年要结束时，我想用一句最恰当的话总结我的博客，按说博客是一个人在网络上的精神家园，但我想到的那句总结的话却是：我的博客是为你而写。

    这个“你”就是我的网络朋友们，我的信箱和电话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十几条网友发来的信件和短信，更不用说博客上成千上万的留言了。虽然我没有时间一一回复他们的信件、短信和留言，但每次阅读时，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的，我都很开心，也很感动。

    只是在阅读有一种信件和信息时，我心中黯然伤神。那就是读者也许不止一次在我博客上看到过的诸如：“杨老师，你还好吧？”“杨老师，你的博客没有更新，担心你出事。”“请注意安全哦？”“你没有事吧？”
    ……，而那些从信箱和电话上发来的担忧就更直白了。好多读者看了我的文章或者发现我几天没有露面，就来信询问我是否安全，是否已经出事了，希望我保护好自己。
    为了安慰这些读者，我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复两句，其实心情却很沉重的。有好几个读者还好奇地问：你怎么还没有出事？

    也许就因为我还没有“出事”，又有一些网友就来信问了：你整天写这些文章，你难道不害怕吗？

    我害怕吗？如果说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批评当权者和利益集团，不要说是在中国，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何况是在中国这种视批评如洪水猛兽，在共和国历史上一度把批评者当成反革命抓去坐牢，喉咙割断装上钢管，甚至枪毙，或者让他们无声无息地消失的地方，我能不害怕吗？

    然而，我能克服这种害怕，那是因为在我内心，我一直坚信自己这样畅所欲言不但不是在干坏事，而且我是在为中国，为社会，为人民做我力所能及的好事。如果我一眼看出来的弊端，而且是很容易能够消除的弊端，我都闭口不说，我还是“愤青”吗？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祖国吗？

    一个社会出现愤青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一批批麻木不仁，不但不敢愤怒，而且连同情、爱和恨都不再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

    我仍然是一名愤青，只是我已经知道该对什么样的事情表达愤怒；我仍然把爱国不但常常挂在口头，而且也时时放在心里，只是我认为自己更清楚什么叫爱国，以及如何去爱国；我当然也知道害怕，只是，还有更让我害怕的——

    我当然知道害怕，而且，我也感到最近一些地方的腐败分子和某种“黑恶”势力正渐渐逼近我。在这种“黑恶”势力嚣张的地方，一个普通小民如我是会分分钟陷入困境甚至绝镜的。更何况，我杨恒均一向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被我触怒的“黑恶”势力真要下手，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也就只能束手就擒了。所以说，如果说自己不害怕是假的。

    可是，在心底里，我相信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一定有更多理解我的，支持我的。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而这思想解放中最需要解放的就是当权者对于民众的批评和舆论监督的成见和束缚。而且，我坚信，以胡温为首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会以更加宽容与和谐的态度来对待批评和监督，把政权和利益集团置放于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之下。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达到和谐，中国才能走出几千年都无法走出的死胡同和可怕的怪圈。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心，但，我却有了另外一种害怕——那就是那么多体制内的朋友因为我写文章而离开我，让我感到害怕！

    还有，我对那么多网友为我的安全感到害怕而害怕！这些网友中有些竟然是年岁非常小的，这让我愈益感到害怕，为我们的社会和青年而感到害怕！

    我很想知道：是谁，又是用什么方法，把那些害怕注入你们的血液？烙进了你们的大脑？

    我只希望，以我的不怕，能够帮我众多的亲爱的网友消除他们心中的害怕。

2008-1-27 于湖北随州

一平

　　收到朋友寄来的《德国导报》，转载有《湖南书屋》邵建先生“威森塔尔的悬问”一文。文章有些简单，但涉及了人类道德的一个基本命题，罪恶与宽恕。两次大战几乎颠覆了人类的传统道德，人从来没有发现人竟是这样残酷。此不是指个例，而是就普遍的人性。而两次大战所体现的人的残酷和人类的许多传统价值——英雄、国家、民族、胜利、勇敢、忠诚、牺牲、神话理想相一致，由此便带来了传统文化的连续倒塌。人对以往的文明进行了严厉批判和否定：人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残忍黑暗。人类所有的言辞、思想均无意义，更不值得信任，因为其下正是人盲目的本能。如果说十九世纪，欧洲所流行的是虚无，那么二十世纪人所经历的就是各种文明的塌毁和破坏。今天人类普遍的精神状态是在对文明的无望放弃中。然而人类的存在依然延续，生活、繁衍、冲突、恐惧、希望、焦躁。就人类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存其实是不幸的。不幸陪伴人类的命运，并延续。因此不论人多么沮丧、虚无，也不论人类的前景多么渺茫危险，而人只要存在，就必需回到善与恶、爱与恨、罪与恕这些文明的基本命题，以面对这狭小星球人的困难。文明不在于它有无真理的意义，而是人不得不依此而存在。

　　“威森塔尔的悬问”介绍了威森塔尔的故事。1976年西蒙·威森塔尔出版了他的著作《宽恕？！》，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关于“宽恕？！”的伦理命题，人们称为“威森塔尔问题”。故事是这样的：威森塔尔是犹太人，1944年一天，他正在集中营中干活，一位护士把他带去见一个濒死的德国伤兵卡尔。卡尔曾在波兰执行一个任务，他们把几百名犹太人赶进一座三层楼中，并把一卡车汽油搬进屋子。他们锁上大门，然后把手榴弹扔进窗户。爆破和大火中，当人们披着火苗，包括妇女和孩子，从窗子跳到街上，德国士兵向他们成排扫射。现在，卡尔就要死了，他要在死前把这件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向他忏悔，并希望得到的宽恕。但是，威森塔尔没有宽恕，他表示了沉默。当天晚上，那个德国伤兵死去了。三十年过去了，此事纠缠着他，他总是想到那个脑袋缠满绷带的伤兵，“我断绝了一个临终的人的最后的希望”。“这是一个不想成为凶手，而在可怕的意识形态下成为凶手的人。他向我忏悔，而这个倾听他忏悔的人可能明天又会死于跟他一样的凶手。”威森塔尔是痛苦的，他最终把这个道德命题交给了读者。要提及一下，威森塔尔曾囚于集中营五年，战争期间，他和他妻子的两个家族中有89人死于纳粹的迫害。战后，威森塔尔和30名集中营的幸存者创立了犹太人历史文献中心，他们先后把1100名纳粹战犯送上法庭。

　　作为个案，当时威森塔尔正在集中营中，而他们夫妇的家族中有那么多人死于德国纳粹的迫害，“将心比心”，威森塔尔的拒绝和沉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个人的权力和选择，而之后几十年他的痛苦和自问也让人尊重。不论他最终是否给以宽恕，但他承负了人类的这个道德命题。他为杀害、残酷而拒绝，但他也为他的拒绝而痛苦、困惑。人的存在即是道德的悖论，人在道德上的矛盾困惑实乃自然，而人承负此命题，以之作为人存在的意义要求，也即体现了“人”的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离开威森塔尔个人，将“威森塔尔问题”作为人类的一个普遍的道德命题，那么我不赞成威森塔尔的沉默和拒绝。人性大致相同，不论其种族或地位，罪犯或受害者。如果赋予人性以道德的视角，那么卑怯与狡诈、贪婪和占有，恐惧与暴力、仇恨与残忍、自大与侵犯，这些都在人的本性之中。因此，基督教讲原罪，佛教有前世，都承认人的欠缺和弱点。承认人性是文明的前提。所谓文明就是根据人性，建立人共同生活的规范、律法、道德、仪式、意识。其给人性以合理存在，彼此协调共生，在时间中绵延延续。但人终究受本能的支配，他的恶和罪只能被制约，而不能免除。没有人可以说他在恶与罪之外，无论他是谁。因此，基督教有赦，佛教有怜，儒家有恕。成熟的文明社会，不仅在于它法律的完善和有效，更体现于它的宽容性。文明强大有效，恢宏广博，其才可能宽容。文明的意义之一就是达至宽容。因此说宽容是文明的标志。在非宗教范畴，对社会、人进行绝对化的道德要求和指责，其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共产极权国家就是以对人的绝对道德要求而对人控制的，纳粹德国也有此特点。人需要绝对的道德精神，但那是神的事务，这也就是宗教的意义之一，而宗教本身亦有其道德平衡的机制。

　　人有限，无论是他的认知可能，还是他的道德自我制约。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动的，其受本能支配，亦受外界控制。在正常状态，社会有其稳定的法律和文化传统，人可以在此规范中要求自己，承负道义和责任，对己、他人、社会负责。如果他不，那可以说这是他的错处。但是如果国家发动战争，那么个人则无法辨识此战争的道义还是非道义，他只能遵从国家，而无法对自己的善恶负责。而社会进入危机，文化传统崩溃，乃至发生革命，正常的存在秩序丧失和符号指令混乱，人即陷于本能的恐慌盲目状态，由此人被鼓动走向导致狂乱和暴力，他们大多数人也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既存社会、文化崩溃，人在骚乱和无序中被抛入本能，他们无法辨识符号指令也无法自我束约。对这些情况，文明要有对人性充份的宽容。“威森塔尔的悬问”一文提及德国统一后，当年一些在柏林墙向平民开枪的东德人民军战士受到审判。我则以为，下令者自当审判，普通士兵也应当反省并受到教育，但将士兵送上法庭则过之。中国八九，杀戮的当局定要承负血的责任，但我不认为应该审判那些受令开枪的士兵。二战后几十年中，犹太人对纳粹进行不屈不挠天涯海角的追查，把他们送入监狱和法庭。对之，我理解，但亦不赞同。因为那些被审判者，绝大部分是下层军官和士兵，且而几十年了，有些人走上法庭的时候已经步履蹒跚神智不清。在纽约，如果有人演唱几首斯大林时代的歌曲，或恶作剧式的在大街上画几个镰刀斧头的图案，不会有人在意，但是这要是换成纳粹的背景，就会成为纽约的政治事件。犹太文化有许多优秀之处，我们需要汲取，但是犹太人的淄铢必较不依不饶并不好。作为一个长久流落、没有家园，百经迫害的民族，他们在苦难和不幸中建立和维系了他们优秀坚韧的传统和文化，但是由于长久的不幸，这也形成了犹太精神中的偏狭和极端。在许多犹太著作家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点，包括马克思。甚至可以说犹太宗教中的偏狭极端成份影响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排斥异己，是一神教的弱点。今天，在中国向世界各文明广泛地汲取中，我们应该对之有所警戒。

　　我对犹太民族和文化怀有敬意，但对其偏狭和极端的成份有异议。其不健康而有害。对比之下，我更赞成中国儒家的宽恕之道。日本侵华战争八年，如果由日本占领东北算起则更长，这期间中国有一千多万人死亡，破坏更不必说。但是二战后，除少数战犯送交国际法庭，中国国民政府在本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要求战争所赔，而发给每个日本官兵50斤大米，送他们回国。不讲政治和现实之得失，由广阔的人文精神看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伟大的恕道。也许我们愚蠢，但在现今世界的国家、种族的危险对立和激烈的政治、经济、宗教的冲突中，此恕道精神不正是人类所缺乏的吗？上个世纪的历史中，中国在与世界的冲突及影响间，最不好的是对偏狭和极端精神的吸收，而给中国带来最大危害和灾难的也是偏狭和极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择乎中庸”，“中立而不倚”，中国传统文明一向主张中正宽和，忌讳偏狭极端。但是近半个世纪，中国恰恰是被偏狭和极端所左右。当然，中国上一世纪对于偏狭极端精神的吸收，是由于中国国家、民族、社会与民生的危亡的状态；由于传统在世界的冲突中彻底失败；以及中国自身的欠缺-底层人民的非文化状态和暴力积蓄。我们反省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对偏狭与极端的反省。

　　是的，人类的历史不能忘记，需要永久的记忆。因为人由过去来界定规范现在和未来。丧失过去意味文明的放弃和颠覆。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把记忆变为仇恨，把过去作为敌视和报复。而人在历史的记忆述中，很容易走到这里。无需讳言，人类的历史大部份是彼此的敌视和杀戮。所有伟大国家、民族和文明的由来都建立于对他者的杀戮、征服和毁灭。因此，在我们强调“记忆”这一概念的时候—特别是人对不幸的记忆，同时要看到其有导带来偏狭极端，导致仇恨和报复的危险，这在人性之中。不仅是记忆，更要对之赋以人道的精神、意义和目的。记忆不是为了清算，而是为了标界文明的现在和未来，为了人不再杀戮，不再仇恨，不再迫害，不再生活在恐惧与黑暗之中；为了给人以安宁、友善、保障、和平与尊严。因此，记忆必须要有最终的仁道目的，及清醒的理性和充分宽容的精神为前提。这就是文明对历史的要求，人由历史对“人”的建立。无此历史的叙述只会是重复它的血腥。不要忘记，德国发动二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德国的历史记忆中洗刷它失败的耻辱，复兴日耳曼骄傲的荣誉。

　　出于文明，我们必需要看到人性的欠缺和有限，人类的罪行是不可能靠精神、道德而免除的，人性的恶和残酷需要强力方能有效制约。因此，一个社会需要有严整而有效、公正而合理、稳定而一致的法律。这是文明的基本保障和框架。宽恕和宽容为精神、道德、文化范畴，其以此前者为基础，与之相平衡。这是人正常社会的状态。但是，当发生战争或革命，秩序崩溃，社会陷入危机和混乱，民众集体陷入恐慌、迷失和狂乱，我们也就无法用正常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要求人们。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宽容和宽恕是针对人的此非正常的状态而言。是的，卡尔向无辜的民众扫射，这种“反人类的行为不能被宽恕”。但是这是在战争期间，德国人的人文意识和价值已经被颠覆更改，纳粹语符以国家的名义控制人们，而且卡尔是受令开枪。无此卡尔不会杀人。

　　但在此非常状态下，就普通人性，多数人都会和卡尔一样（多么悲哀，我们不可能对人性有更高的指望）。即使是集中营中犹太囚犯，彼此也会发生迫害和杀戮。威塞尔的《夜》中记述，一位犹太青年分配在焚尸炉工作，他亲手把他的父亲送进火焰。卡尔死前，他为自己的罪行痛苦，他忏悔，希望得到宽恕。他是希望解脱杀戮的罪恶，返回人的善良和人道。他的忏悔和宽恕的请求同样值得尊重，具有人文意义。（这里我还要再说一次，威森塔尔的沉默和拒绝是应该尊重的，这是他的权力。）我们面对此非常的历史，需要把权力操纵者和普通人相区别；需要将人和事相区别。人有限，“人”并不是人先天具有的，而是在文明的秩序中形成和持守的。如果文明秩序颠覆，人即回到生物的本能。这也就是文明需要极力建设与维护的原因。文明颠覆的根本危害，不在其外部形式的破坏，而在文明指令对人的失效，其导致人对戒律的放弃，而退回到生物本能。而人作为自然中敏感而脆弱的生命，危难中其直接呈现就是狂乱和暴力。文明是困难的，持守“人”也是困难的，其意味人对本能的克制和斗争。此即人存在的道德悖论。

　　人是一段漫长时间，而事情和行为是一次性的。在漫长的时间中，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每一次都在罪行之外。人的一次性行为不等同于人的一生。许多的残酷的事情和行为不能宽恕，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亦不能宽恕。此即事与人的区别。因此宗教中有对人的赦免。卡尔是枪杀了无辜，但他最终忏悔，渴望回归文明。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由罪回归善的肯定，恶就增长，人彼此也就将更加仇恨和敌视。宽恕的意义在于承认人的欠缺和弱点，承认恶与罪不能避免，而肯定人由恶对善的归属，并对之给予充分赞许和广阔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神看中浪子，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佛教对于罪人不是憎，而是怜。

　　“威森塔尔的悬问”一文中，邵建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学习犹太民族“身体力行，不论纳粹罪犯逃亡到哪一个天涯海角，他们都准备搜寻追辑，捉拿到案。”如果这里纳粹是指其上层决策者，我赞同。但实际犹太人要追拿的是每一个纳粹罪犯。回看那一段历史，黑暗残酷，而我并不因此赞成犹太人的淄株必较，欲将每一个参预迫害犹太人的成员交予审判，投入监狱，即使天涯海角、老得寸步难行。事情应该清楚，善恶、责任应该分明，但是对人则应宽容。犹太人的记忆精神，对道义的追求精神，一丝不苟的历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和邵先生的意见相反，我不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他们对人的不依不饶。现实地看，犹太人、德国人之间的历史，这其中有种族间的生存斗争。犹太人对纳粹的追究，可以增强犹太民族的生存意识和权力，可以促进犹太民族的团结和种族认同性，对于犹太民族其有生存的必要。而中国1949－1976所发生的是一个国家、民族内部的灾难。对之，毛和他的党当然要负根本的罪责。但我们也要看到，此灾难也是整个民族的卷入，如果没有民对毛的集体认同和参预，其不可能有如此的规模。在这场灾难中，凡经历者，除少数地富，谁能说自己无辜？中国在传统文明失败、崩溃之后，整个民族丧失理性和文明的制约，而陷于集体虚佞、破坏和狂乱。此是民族的悲剧。如果我们学习犹太人进行对人的追究，谁追究谁？这将再次给中国带来人彼此间的恐慌、仇恨和敌视，意味更多的冲突和危机，后果是灾难性的。中国在漫长的不幸中，已经积有过多的不公正、仇恨和恐惧。我们需要恢复道义和公正，而又要和解仇恨和敌视，此万分困难。无道义不行，无宽容亦不行。无宽容的道义将导致极端。共产 党的教训需要汲取。

　　对49年以后的历史，我们需要有犹太人的执着坚韧的道义精神，进行深入、完整、细致的记录清理、思考、反省，给社会以公正，还历史以真实，恢复人的尊严与正义。而且此记忆、整理、思考应该延伸到来1840年以来的历史，如此我们才能有更完整的眼光。这是整个民族的工作。破坏的文明，需要对破坏的清理才能重新建立。未来在整理经历中建立秩序。中国的文明有赖于此。但在对苦难的记忆和道义寻求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持以理性和宽容。道义、理性、宽容是文明的三只轮子相辅相依。一切对过去的记忆追寻都是为了现在和未来，为了建设一个公正、仁道、宽容、尊严适应人生活的社会。

　　2002年10月　于伊萨卡       

    这么和谐的时代，不说又伟大又进步的事情，老拣一些晦气的事情说，真的是让人十二万分的讨厌。

    如果惊扰了哪位爱国热血青年的美梦，在下先在这里道声“对不起”了，千万别骂我，我怕～～～

     1、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有数据还显示，每年有接近50%的人应该到门诊看病、30%的人应该住院，但他们却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救治。

　　2、从支付能力看中国大学学费世界最高

　　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消息，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成为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新西兰排名第2，英国则排行第3。　　

　　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可能的确是世界最高，每人每年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按1英镑相当于人民币12.34元的 汇率计算，一年费用为每人11万元。但是，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考虑到日本的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

　　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

　　3、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4、中国“清廉指数” 排名全球第71位

　　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简称TI)是全球著名非营利性反腐败组织。他们从1995年起开始发布一年一度的《全球腐败年度报告》，这份报告每年都会调查世界各地商界及公众对当地贪污情况的观感，总结出“清廉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Index，简称CPI)。2004年中国内地得分为3.4分，排名全球第71位。

　　5、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4个国家地区中仅排名133位

　　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正式对外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位。

　　6、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排名中，中国有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山西省的太原市名列第一，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重的城市。当前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2100万吨，烟尘排放量1400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1300万吨，是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实行环境统计的300个中国城市当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目前中国已有七成城市不适合居住。

　　7、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作为世界最大的产煤国，2004年，我国共产煤16.6亿吨，占世界33.2%，但是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8、中国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则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卫生部2003年发布的统计数字，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而专业研究机构根据文献和调查结果推算出来的数字比这还要高。在中国，自杀是人口死亡的第五大死因；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

　　9、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行政审批制度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不仅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低。

　　10、中国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数量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人口负担是长期困绕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沉重负担。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

　　转自《中评网》

    加一条：作为本届奥运会获得金牌最多的国家，据权威部门数据调查，中国平均每人每年的体育消费尚不足3个美元，而亚洲人平均每年花费在体育休闲和锻炼上的费用目前是12美元，远远低于北美的人均85美元以及全世界的人均36美元的水准。

蔡慎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达了对就业形势的担忧，多个因素给2008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带来压力。首先，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劳动者数量达到历史新高。来自教育部的信息显示，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创纪录的559万人。由于2007年尚有70万-80万大学生未就业，因此2008年实际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将超过600万人。另外，首批2万名“三支一扶”大学生今年已服务期满等待再就业。目前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新增劳动力正在取代下岗失业人员成为中国就业压力的最大来源之一。

    面临失业的远不只是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游钧提供了一组数据，“十一五”这5年，城镇每年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而在用人需求方面，按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约为1200万人，缺口1200万人。更重要的是，农村还有1亿～1.5亿劳动力没有出路。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640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的64%；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8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77万人。今年一季度全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00多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30%，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个百分点。

    而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估计，仅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将突破5000万人，农村突破2亿人。

    官方公布的就业失业数字外人一般看不懂，所谓的登记失业率完全是自欺欺人的纸上游戏，何况我们还发明了一系列诸如“待业” “下岗”“再就业”“社会闲散人员”“无正当职业”之类含有歧视或侮辱性的新词汇，从来不告诉老百姓真实的失业率。

    大批的辍学生，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并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失业队伍，这对任何和谐社会都将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政府无视这支庞大的失业队伍，甚至不愿意或不屑于承认真实的失业率，政府又怎能制定可行的政策以迎对日益严峻的失业危机？

    现在就业越来越难，没有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即使拥有学历文凭，同样失业或谋生艰难。许多大学生每月几百元，还没有任何医疗社保福利，官方呼吁大学生改变就业观念，到艰苦的地方到第一线去，可现实又如此残酷，一方面，权利部门或企业的薪水之高令人咋舌，官员和员工的薪水已达到或超过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高水平了。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劳动力极其廉价的国家，劳工便宜得跟不要薪水一样，许多大学生十几年寒窗苦读毕业后，只能每月挣得几百元，何以养家糊口？

    许多家庭供养一个子女几乎倾家荡产，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毕业即失业，毕业还不能够养活自己，那么现在不时发生在大学生中的悲剧就不难理解了。贫困并不可怕，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有贫困群体，可怕的是体制导致的贫困，可怕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就业之路越来越窄。

    与愤青们辩论常常会陷入“鸡同鸭讲”式的逻辑怪圈，如今有高人归纳总结如下：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A：这鸡蛋真难吃。
B：请拿出建设性的意见来，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A：这鸡蛋真难吃。
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A：这鸡蛋真难吃。
B：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就是吃这鸡蛋长大的，你有什么权力说这蛋不好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什么目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自己家鸡下的蛋都说不好吃，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A：这鸡蛋真难吃。
B：tmd，我怀疑你是轮子

A：这鸡蛋真难吃。
B：光抱怨有什么用，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努力去赚钱

A：这鸡蛋真难吃。
B：台湾网T，gun，这里不欢迎你

A：这鸡蛋真难吃。
B：幼右心理阴暗，连鸡蛋不好吃也要发牢骚

A：这鸡蛋真难吃。
B：该鸡蛋被一小撮不会下蛋的母鸡煽动导致变臭

A：这鸡蛋真难吃。
B：该用户发言已被管理员屏蔽

A.这鸡蛋真难吃。
B.中国的鸡蛋就难吃，美国的鸡蛋就好吃？卖国贼！

A.这鸡蛋真难吃。
B.台湾的鸡蛋好吃，你去呀，看不核平了你！

A.这鸡蛋真难吃。
B.中国的鸡蛋已经可以打败美国的鸭蛋，自豪！

A.这鸡蛋真难吃。
B.祖国的鸡生的蛋，再难吃我也不嫌弃！

A.这鸡蛋真难吃。
B.外国主子给你多少钱，你在这儿胡说？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竟敢说我们养鸡场的鸡蛋难吃？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

A.这鸡蛋真难吃。
B.端起碗吃蛋，放下筷子骂娘，不知好歹，忘恩负义，无耻！

A.这鸡蛋真难吃。
B.难吃的鸡蛋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鸡蛋是好的，是优秀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这是少数不法分子在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

A.这鸡蛋真难吃。
B.这是别有用心的煽动，你想干什么？

A.这鸡蛋真难吃。
B.这是谣言，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的鸡蛋都是合格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这是没有根据的，希望媒体能客观报道。

A.这鸡蛋真难吃。
B.我看，有些人的鸡蛋不怎么样，我们的鸡蛋好五倍！

A.这鸡蛋真难吃。
B.正确的导向是我们养鸡场之福，错误的导向是我们养鸡场之祸！

A.这鸡蛋真难吃。
B.我们养鸡场处于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基本养鸡方法二十年不动摇！

A.这鸡蛋真难吃。
B.我们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养鸡场，让母鸡下出有自己特色的蛋！

A，这只鸡蛋真难吃。
B，虽然口感差了点，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如果擅自引进一只美国蛋，我们的吸收系统和胃的承受力乃至整个内分泌，恐怕都会崩溃的。——理性左派学者。

A，这只鸡蛋真难吃。
B，这只鸡蛋难吃和地震无关——地震专家。

A，这只鸡蛋真难吃。
B，有国外敌对势力擅自对我国鸡蛋说三道四。

A，这只鸡蛋真难吃。
B，中国鸡，加油！——中国爱国青年。

A，这只鸡蛋真难吃。
B，鉴于北京食客无理取闹地说鸡蛋难吃，我们两次赴京说服劝解，无效。

A：这鸡蛋真难吃。
B：这是近日网上有人别有用心的造谣。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是少数不明真相的人，怎么可能难吃呢？

A：这鸡蛋真难吃。
B：国福民强，你杂不换鸡肉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没有一只蛋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就无权对蛋说三道四！

A：这鸡蛋真难吃。
B：大清的蛋好不好吃，清朝人 民最清楚

A：这鸡蛋真难吃。
B：想想旧社会，穷人连饭都吃不上，每天咽糠吃野菜，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你要好好珍惜啊

A；此鸡蛋真难吃
B；这是鸡下蛋的初级阶段，要吃好鸡蛋，要到高级阶段，这初级阶段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亚·索尔仁尼琴

　　从前，我们连窃窃私议都不敢。而现在，我们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我们聚在科学研 究所的吸烟室里，彼此敞开心扉，发发牢骚：他们什么勾当干不出来呀，哪件坏事不把我们拖进去！民穷财尽，家徒四壁，他们却毫无必要地在宇宙方面大吹大擂。 他们加强远方的野蛮制度。他们挑起（别国的）内战。我们卤莽地花钱把个毛泽东扶植起来──而后却驱使我们去跟他打仗，只好去，有什么办法！他们想整谁就整 谁；他们把健康的人赶进疯人院。一切全是”他们”，我们呢，──无能为力。

　　事情简直糟透了。普遍的精神毁灭已经降临到我们大家头上，肉体毁灭也即将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统统吞没。而我们却依然故我，总是怯生生地微笑着，含含糊糊地嗫嚅着：

　　“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去阻止呢？我们没有力量呀。”

　 　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然而所有这 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 地做事。

　　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猛可里，我们发现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

　　我们在政治学习小组里反复受到灌输，要愉快地生活，一辈子循规蹈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

　　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但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便自我安慰。根本不能全怪”他们”，要怪我们自己，只怪我们！

　　有人会反驳：的确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呀！人家堵住我们的嘴，不听我们的，也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何才能迫使他们听我们的呢？

　　要说动他们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

　　自然的办法是把他们改选掉──可是在我们的国家，根本就没有选举。在西方，人们知道罢工，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可是我们被折磨得胆小如鼠，我们对此都感 到害怕：怎么能一下子拒绝工作，怎么能一下子走上街头？近百年来苦难的俄罗斯历史上所尝试过的其他一切不幸的道路全都不是为了我们而选择，而且确实都是不 必要的。

　　现在，当斧钺开始砍人的脑袋，所有播下的种子都发了芽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想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流血起义和国 内战争使国家成为正义幸福之邦的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是何等误入歧途，何等愚不可及。不，谢谢你们这些启蒙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知道，结果的卑鄙助长了手段的 卑鄙。我们的双手将是干净的！

　　难道就毫无办法了？真的没有出路了？莫非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地等待：什么事情会突然自动发生？……

　　但是，暴政永远不会自动放过我们，如果我们大家天天承认它、赞颂它和强化它，如果我们连它的哪怕最敏感的弱点都不肯唾弃的话。

　　唾弃谎言！

　　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满面红光，充满自信，神气十足地在旗帜上标榜着，并且叫喊着：”我是暴力！大家散开，让开，否则我将你们踩扁！”但 是暴力很快便衰老了，没过几年，它已经失去自信。于是，为了支撑下去，为了显得道貌岸然，它必然要求谎言作为自己的盟友。因为：除了谎言之外，暴力没有任 何东西可作护身符，而谎言也只有靠暴力才能生存。然而，暴力不是每天，也不是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落下它那沉重的魔掌；它只要求我们对谎言俯首听命，每天参加 说谎──这就是”忠”字的全部内容。

　　其实，这里就有一把被我们忽视的、最简单、最方便的解放我们的钥匙：个人不参加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这一点，便打开了我们无所作为造成的虚幻链环上的一个缺口！对于我们是最容易做到的，对于谎言则是最致命的。因为，当人们唾弃谎言的时候，它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它象传染病一样，只能生存在活的机体中间。

　　我们用不着鼓足勇气。我们也无意走向广场和大声宣扬真理，公开讲出我们的想法，──不需要，这是危险的。只要我们不讲违心话就行了！

　　这便是我们的办法，在我们普遍天生胆小怕事的条件下，这是一条最容易、最方便的办法，比（说起来怪玄的）甘地的”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容易多了！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 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总之，由于我们畏首畏尾，还是让每个人去选择吧：是继续自觉地做谎言的奴仆呢（诚然，对此我们并不心甘情愿，但总要养家糊口吧，只好听任孩子在谎言里长大），还是抖擞精神，做一个值得自己的子女和同时代人尊敬的老实人。若是后者，那么从今以后他：

　　──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他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

　　──不论在私人谈话，还是有许多人在场，都绝对不说这样的话，自己不做，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不讲解，不炫耀；

　　──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

　　──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文不切题的话；

　　──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只要这样的游行集会与他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这标语口号他不完全赞同；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

　　──一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当然，以上所举并非所有可能的和必要的抵制谎言的途径。然而，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通过纯洁的眼睛，其他情况也容易分辨。

　 　不错，开头一段时间境况会不一样。有人会暂时失去工作。对于想堂堂正正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会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在开始时困难重重：因为，人生这所大学所 要回答的功课也充满了谎言，应当进行选择。但是，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想诚实做人的人都无后路可退：每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即便从事最保险的技术科学工作，都 逃不脱采取上述哪怕一种行动──是老老实实，还是欺骗撒谎；是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还是做精神奴隶。

　　即便没有足够的勇气捍卫自己的灵魂也罢──别让他对自己”进步”的想法而自豪，别让他自吹自擂，觉得自己是什么学者，什么人民的艺术家，觉得他受之无愧，代表了所有人──让他告诉他自己：我属于畜群，我是个懦夫。其实，我在丰衣足食时的做法，也与此一模一样。

　 　甚至这条道路──所有抵抗道路中最温文尔雅的一条，对于因循苟且的我们来说，也将是不容易的。但是，比起自焚甚或绝食来，毕竟轻松多了：火焰不会吞噬你 的躯体，眼睛不会烧瞎，而黑面包和白开水总归有你家里人吃的。被我们出卖、被我们欺骗的伟大的欧洲人──捷克斯洛伐克人，难道不是已经向我们证明，他们如 何面对坦克挺起毫无遮拦的胸膛，既然胸膛中跳动着一颗高贵的心？

　　这将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吧？然而却是可能的道路中最容易的。对于肉体来说是不容易的选择，而对于灵魂来说却是唯一的选择。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人，哪怕只是几十个也罢，他们多少年来一直遵循着所有这些做人的道理。

　　总之，我们不是第一批走上这条道路，而是加入先行者的行列！我们大家把这条道路看得愈是容易，愈是简短，我们便会愈加迅速、愈加踊跃地走上去！等我们有了数千人，那时当局将一筹莫展，无奈我何。待到我们有了数万人，我国面貌便会认不出来了！

　　假如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莫怨人家不让我们喘气，是我们自己不让自己喘气！那么，让我们继续鞠躬好了，让我们等待好了，当我们的生物学家兄弟能够读到我们的想法，他们准会帮助我们，让这样的一天快快到来。

　　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徐友渔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7
主办单位：北大校研会学术部，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会实践部
主讲人：徐友渔

内容提要：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以及这两种思想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反映了各种立场和观点。争论的主要问题、思想根源和未来走势如何？结论是一个：无论新左派取得胜利还是自由主义取得胜利，都不重要，中国的现代化前途才是唯一重要的！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北京大学，和大家一道交流，探讨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方面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正处于社会形态急剧变化的转型期，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矛盾的积累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而不同的人对问题的诊断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同的，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总的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以及这两种思想的争论。基本上来说，这些都是属于民间思潮。这是自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界中罕见的、大规模的、具有自发性、不使用官方意识形态词汇的争论。大陆和海外的一些中国学者卷入了这场争论，台湾和香港的知识界关注这场争论。我在1999年和200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时，就参加过两次以这个问题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名称叫“The debates between liberalism and the new left”，第二次会议还在英文版的《当代中国思想》杂志上做了一期专题，可见在国际上的重视，国内也出版了几本文集记载这场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据我所知，已经出版好几种文集，收集了主要的文章，反映了各种立场和观点。我现在想介绍争论涉及的主要问题，分析两种思想产生的原因。

    我要作几点说明。首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中国的含义和在西方并不完全一样，就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美国和在欧洲的含义有所不同一样。欧洲的自由派相当于美国的保守派，美国的自由派，则相当于欧洲的左派。其中有许多错位的地方，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对两派的具体主张和争论才能把握它们的确切含义。当然，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立场的分野还是清楚的，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争论产生于对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等等的不同评价。

    其次还想说明，许多人拒绝“新左派”这一称呼，有人认为它是过分简单化了，有人认为是一种话语阴谋。其实“左派”这个称呼在美国、在欧洲是个褒义词。而在中国，我们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左派”的意义发生了变形和扭曲。现在“左派”这个称呼名声不佳，如果我们说谁的思想很“左”，那肯定对其评价不高。所以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被公认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往往非常坦然地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新左派。实际上，在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时至今日“左派”仍然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安全性。而“自由主义”这个称呼的非正统性仍然是明显的，不论是毛泽东的著作“反对自由主义”，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断断续续进行的“反自由化运动”，“自由”这个词都有某种负面的含义。

    基于以下理由，我认为“新左派”一词是恰当的。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等，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左倾做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号称要“继承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派喜爱引证或介绍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伯克、哈耶克，以及中国的胡适、储安平等，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主张法治、支持市场经济，赞成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特征。

    还有一个说明就是，我自己是两派争论中的一个发言人，由我来讲这件事的好处是，我很熟悉情况，有些地方有亲身参与的经历和体会，能把深入的地方讲出来；但可能产生的问题是，虽然我力图做到客观、公正，但自己的派别色彩是难免的，很可能讲述中有偏见，所以希望大家带着警惕和批判的态度听我说的，只作为一种信息来参考，不可全信。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对立的看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立和争论更加明显。

    问题一：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

    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曾经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韩毓海说：“在‘到奴役的道路’上，资本自由化看起来是加剧了特权阶层的特权，增加了奴役而不是民主。”他还说：“正像如果我们不想让几个财团垄断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共同资源，垄断了价格、雇工和市场，进而心安理得地奴役我们，并造就一个有钱人因过剩而不买，大多数人则买不起的反市场的经济危机，我们就必须为工人阶级，为中小企业，为农民争取权力”。这种观点我觉得就算是对于西方社会还是适用的，但对中国社会则不适用。自由主义派承认现在社会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公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他们仍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到衣、食、住、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并主张：第一，要搞真市场、真正的自由竞争，要使规则公正，人人遵守，要把权力逐出市场；第二，要依靠法治，完善法制，例如，通过修宪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通过立法缩小贫富差距，依靠法律惩处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总之，要使市场经济规范化。

    问题二：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

    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只有以积极的姿态去面对，才能有利于国家发展。而新左派反对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这样就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剥夺和奴役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它们现在也和殖民地时代一样主宰着这个世界，陈燕谷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资本主义的生存一天也离不开而且每天都要再生产两极分化的全球等级结构。”还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甚至是自杀性的发展，因为“现代技术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灾难性的结合，无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环境，都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殖民主义时代。”他的结论很清楚，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现在发展是自杀’，‘不能在一国发展’，‘先革命，后建设’的论调是极其荒谬和危险的，它只会使后进国家耽溺于‘世界革命’的幻想和狂热中，在经济上永远落后，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在最近二、三十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上有飞速发展，这充分说明，在全球化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能否发展，事在人为。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效果，比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也是事在人为，不必抱悲观宿命态度，在这方面，国际合作也是有益的。”

    问题三：关于中国国情。

    有人断言，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汪晖早在1997年就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在中国经济改革己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己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我认为，如果说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滑稽，只说最简单的一点，因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两派还就很多其他问题进行了争论。与新左派对立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他们这种思考的出发点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为了把西方左派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知识和概念运用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变形和套裁，使之适合于当代西方新左和新马的分析框架。”虽然中国的市场因素在增长，大城市中社会心理、消费习惯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发展，但从经济成分、投资比重、就业结构，以及私有制在宪法和法律中的地位等各方面看，从总体上说中国还不是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把中国说成是市场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

    问题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

    有人对于批判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不满，赞扬人民公社说：“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实实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趋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此人还鼓吹“大寨经验”，说“鞍钢宪法”和目前西方最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一脉相传，是西方人从毛泽东那里学去的。他甚至提倡要“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歌颂“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毛泽东的原话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根据文革的经验，毛泽东这话意味着每七八年中国就要大乱一次，要停止生产、关闭学校，法制荡然无存，知识份子受尽凌辱和摧残。这与民主、普选毫无关系，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指出，对大跃进等等的赞扬与提倡，是基于对过去历史真实的不了解，“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

    问题五：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有人要否定和清算80年代的批判和启蒙话语，说那是“在‘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有人把当代对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的提倡和追求追溯到五四而加以否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移植，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同时包含了殖民话语，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殖民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与之相对的立场则捍卫启蒙，捍卫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认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这两次运动中并不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话语，而是基于中国现实条件，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启蒙虽然不能说完全失败或半途而废，但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启蒙是未尽之事业。

    问题六：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在当代，这种批判更猛烈、更系统，中国知识分子中把西方质疑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运用于本国者不乏其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不存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与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诸如“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等都是殖民话语；在人权、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中国应有自己的标准，以便“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这种立场把“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等概念”全都当成“资本主义观念”。更时髦、更精致的作法是不讲现代化，而是谈“现代性”，即是谈那个很抽象、玄虚的，洋味十足的modernity, 有人主张，具有正面价值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原因，但是，这种内在活力恰恰来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冲击本身。”不同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警惕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发生错位，西方的理论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条件下，一种理论在西方是激进的、批判性的，在中国的国情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保守的。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一直矢志不渝地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弊病对中国并不是现实的严重问题。

    问题七：与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关的一系列国际问题。

    新左派立场和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部分重合，他们用“美国搞霸权主义”来解释国际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两派最明显的对立是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的问题，当北约在科索沃进行干涉时，新左派指责北约借口人权问题搞霸权，完全不提那里发生过种族清洗与暴力镇压；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新左派强调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在中东的政策是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有位新左派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恐怖主义产生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者和浪费者，美国人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弱小民族或集团对强权的绝望反抗，因此有某种意义的正义性。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有人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有人认为，不能以国家主权为借口使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合法化。

    现在来谈谈自由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90年代正式出现。

    首先，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得到官方的承认，市场经济在中国出现并得到很快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经济学家可以大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谈“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批评中央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病。比如有位经济学家在一篇题为“什么是经济的自由主义”的文章中说：“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争论的大题目。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计划经济的学说甚嚣尘上，以后演变成为全盘公有制的控制经济。世界上近20亿人口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几千万人饿死，十几亿人被剥夺了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

    其次，虽然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往往属于禁忌话题，但人们对文革的批判和认识还是越来越深入，这种批判和认识的最高成就是达到自由主义。这里，应该谈谈顾准的思想和作用。顾准早年参加革命，1949之后担任高级职务，他在税收政策上的独立见解使他失去官职，他成为学者后，在50年代鼓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而受到批判并被打成右派。顾准在文革期间受到难以想象的非人待遇，但他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特别研究中国的“民主革命”怎么会变成文革的全面专制，研究中国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作为立国原理。他以罕见准确的表述同意自由主义观点，批判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权力的制度，赞成宪政民主和议会制度，他的遗稿表明，他甚至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英美经验主义和法国浪漫主义传统都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经过艰苦而漫长的努力，顾准的遗稿得以发表，并在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有过兴盛的自由主义运动，这笔遗产在90年代被重新注意，深入研究，发扬光大。中国有一大批在英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持自由主义立场，他们看问题十分清楚，不主张走激进的革命的道路，结果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失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失败，认为自由主义不符合中国的水土。自由主义自从50年代初受到大规模批判，近半个世纪在中国销声匿迹。在90年代，中国知识界重新注意到那一段历史，他们的作用被重新评价，他们被得到重新认识。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性格是很温和的，他们的思考是理性的，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讲究公平、公正。在两大集团的激烈的夺权斗争中，他们被排除在外是很自然的事情。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现在应继承他们的一些优良传统。一本名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的书说胡适“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思想内涵的现代化意识必将为人们所承认。”另一位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在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斗争，他的事迹在大陆引起广泛注意，得到普遍赞扬，他的著作也在大陆发行和传播。

    第四，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出现了又一轮翻译出版热潮，而自由主义著作受到极大重视，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外，下列思想家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并受到广泛评论：爱德蒙?伯克、托克维尔、以赛亚?伯林、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等。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新左派在90年代出现的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是从90年代中期起，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除了极左余毒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压制外，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另一种压迫形式，另一种社会不公正的原因，这就是金钱、资本的力量。旧的弊病和压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来就存在的现实，已经熟视无睹、见惯不惊。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同样地享受有限的自由，忍受着多数情况下的不自由。而金钱造成的不平等对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冲击要大得多，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亲戚只要有人买小车、迁新居、出国旅游，都会刺激你的神经，使你在心理上不平衡。中国人中看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革群岛》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的并不多，所以对于以社会主义为名义实行的压制作不了什么深入的批判和分析，但他们却熟悉从《共产党宣言》到巴尔扎克一系列经典作品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和批判，他们有现成的语言来表达对金钱这种恶的憎恨，而一个深刻的哲学原理是，语言不仅是感觉的表达，甚至是形成感觉的原因。总之，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对于政治压制和经济不平等的感受力是大为不同的。

    以上看法还可以从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支持。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因素，整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虽然历来并不平等，但平等的思想却十分强烈，从古至今以来中国人就信奉一位圣贤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现代，倾向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也不管所谓的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批判金钱和资本的罪恶。恰恰相反，我认为，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正在出现，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新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不是已经取代了原先的那一种，或者与原先那一种无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成了主要问题？ 我认为主要还是前者，而且后者依附于前者。

    中国从90年代起出现了急剧的社会转型，政治和社会问题变得复杂、交错，这就要求人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是有一种健全的现实感，我指的是，我们不但应该看到某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恰如其分地权衡它的分量。人们早已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中，不少人的专业是文学，他们观察中国问题的方式带有文学特征，这样的人敏感，善于捕捉某些新的动向和症候，但不能从数量和统计的角度分析问题，资本和金钱的压迫确实出现了，它确实是值得注意的新东西，但这远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剥削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

    我还想指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条件下，批判资本主义具有相当的安全性。当新左派批判资本主义时，并未涉及特定的东西，有时他们甚至明确说明他们批判的是国际资本，是美国的好来坞电影或麦当劳食品。

    新左派思潮在中国的大学中很有市场，这说明旧的意识形态灌输现在仍然有效。长期以来，中国青年学生接受的教育中左倾、教条的东西很多，他们对历史的了解也相当有限、片面。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对二战的历史，对以后所谓冷战时期的历史就没有全面的了解。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证刚开始时，我曾批评过一位新左派文学评论家，他是个很聪明和有批判精神的人，但在一篇评论自由主义的文章中，他断定自由主义“内在地包含通向专制、独裁之路”，他还断定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是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忠实支持者。显而易见，他对自由主义学说是完全无知的，他的中国现代史知识是被严重歪曲了的。当我逐条指出他的论证是建基于错误的知识之上以后，他再也没有同我争辩了。

    有趣而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中国人成了新左派的生力军。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学的就是种种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的导师用这些理论批判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他们则把这套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现实，为此目的，他们把中国说成是适合他们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现在不想评论西方的新左派理论对于西方社会的价值，但我想指出，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命运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只想把自己的理论和学说扩张到中国，全然不考虑中国和西方社会条件的区别。他们当然可以一边享受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和言论自由，一边批判这些东西，因为西方的制度显然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他们看不到，中国还需要争取这样的物质社会条件和言论条件。也许，当中国人享受了一段时间这些东西后，也会开始批判，但这些西方学者现在就怂恿中国人拒斥他们和他们的学生正在享受的东西。我十分欣赏某些西方学者的态度，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理论有可能被介绍到中国时，他们告诫中国读者注意，中国的现实与产生他们的理论的西方社会条件极不相同。比如，《走向后现代》一书的编者佛克马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到；后现代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特殊的、复杂的传统，西方文化主流的奢侈生活条件是后现代想象的实验基础，它对于还在追求温饱的地区来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我们知道，中国的新左派经常利用社群主义理论来证明自由主义有关个人权利的主张是错误的、过时的，但59位美国社群主义者在他们的一篇宣言中写到：社群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在个人和群体之间，在权利和责任之间，在国家宪法、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寻求平衡，这是持久的事业。不过，由于这种寻求是在历史之中，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中进行，评价什么是恰当的道德立场也将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同。如果我们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会为更多的个人权利而作强有力的证明；而在当代美国，我们强调个人的和社会的责任。

    我不得不说，有如此清醒头脑的西方人太少了，有如此清醒头脑的中国人也太少了。

—尴尬的地震预测与预报

何清涟

    从5月12日开始，我每天盯着电脑屏幕，脑海一片空白。我深深知道，相对于在这次地震中数万已经长眠的死者，相对于那正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煎熬的家庭，无论是悲哀还是愤怒，都是那样地微不足道。我只是在想一件事，在这场比唐山大地震破坏性还大的地震来临之前，中国的地震部门或者所有的研究真的没有做任何相关预测吗？

    地震预测，是纯科学技术范畴的事情；而地震预报，则属于政治范畴，至少在过去与当今中国还是如此。正是地震预报这一可悲的属性，才使当年唐山24万民众化为大地震中屈死的冤魂。这一事实，直到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问世之后，科学沦为政治婢女这极为黑暗的一幕－－中国地震部门出于“稳定人心”的政治需要隐瞒地震资讯才被揭露出来。人们当时以为，这种不义的蠢举在中国将成为历史。可悲的是，科学屈从于政治的悲剧至今还在上演。

    尽管就此次地震没有任何预报之事，国家地震局与上海、广东等地的官员们一致强调“上天容易入地难”，对预测地震异口同声地持“不可知论”－－据说，国内媒体也接到禁令，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让讨论为何地震前没任何预报的问题。

    但我的记忆里，中国官方过去对自身的地震预测水平所持态度远不象今天这般“谦虚”。我上网查询，查到2006年7月28日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栏目播出的访谈节目－－“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地震能够预报”。在节目里，他也用了“上天容易入地难”，但强调的是预测技术的进步；并很肯定地说，从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 40多年以来，通过几代人不断深入研究，现在已经能够对某种类型的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预报，并举了 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的预报为例。因为成功预报，大大减轻了人员的伤亡和损失，海城地震只死亡了1,300人。

    在综合分析了各种可靠的信息之后，我想，中国公众至少有3个问题需要政府解答：

    第一，地震部门的领导人对预测技术的解释为何震前震后迥然不同？无灾情时强调技术进步，一旦出现灾情时，地震预测就陷入“不可知论”，预测技术一夜间退步到甚至不如几十年以前的地步。既如此，在科学技术长足进步的今天，纳税人供养这个技术不断退步的地震部门有何意义？

    第二，预测与预报之间的关系。预测是科研部门的事情，是科学技术问题；预报则由党政部门负责人决定（这种灾情的预报当然得报中央），是政治问题。这两者之间的权责范围究竟如何，至少应该向公众有个确切的解释，以便今后问责。

    第三，地震研究的学术成果如何及时地转化为应用成果。有几份资料足以说明地震学界关于此次地震是有预测的。2007年7月，美国《地壳》杂志曾发表一项科学报告，警告中国地区将面临一次大型地震。参加研究的科学家们通过仔细研究卫星图像，并对四川省的地壳断层的10年来的深度和活动研究之后，指出，随着印度板块以一年约20-22毫米的速率持续缓慢地撞向亚洲，整个青藏高原都被向北推动，“断层的长度已经足以引发一次强烈的撼动地面的地震，它的潜力将成为爆发区域性地震的来源”。

    这个研究报告的作者共6人，第三作者李勇（Yong Li，音译）是成都大学博士生导师，第四作者周荣军（Rongjun Zhou，音译）是四川地震局工程师。根据网上搜索，无法确证他们两位是否用中文在国内发表了同类研究报告。但在网上却可以搜索到一份题为“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报告，这篇论文发表于《灾害学》2006年9月号，该文用三、四、五元可公度法预测，推断2008年川滇地区将发生强烈地震。

    令人痛惜的是，这两份报告都被湮没于不引人注意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对于外行的读者如我之人来说，自然不懂这类报告的重要性。但地震部门的领导应该是内行，或者至少有不少内行在这部门工作，这样重要的信息没有理由被忽视。

    往事不可谏，来者尚可追。我只希望在今后的中国，民众再也不要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而蒙受这些本可以避免或者减轻的灾难。

王以超 王和岩 李虎军

中国是惟一致力于地震预报的国家，但短期或者临震预报仍是未能克服的难题，如何在抗震减灾方面未雨绸缪，决策者不可不慎思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里氏8.0级的特大地震袭击四川省汶川县南部。短短20多秒钟的剧震，最终超过5万人永远地沉入了黑夜。

　　这是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来，中国伤亡最为惨重的自然灾害；在中国的地震灾难史上，也可以排在第五位。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的统计，除了唐山大地震，也只有1556年的陕西华县地震、1920年的宁夏海原地震和1290年的内蒙古赤城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超过这次汶川地震。

　　千百年来，地震的威胁埋伏在地壳深处，对地震的恐惧则深藏于人类的文明深处。每当我们略微有些淡忘的时候，地震就会以无比残酷的方式来展示它的存在。

　　地震的威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与地球同在。如何更好地与这种威胁相处，就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必修课。

　　在这本动辄流血的“教科书”面前，我们能学到什么？

地震机理

不同板块、构造之间的持续碰撞挤压形成的断层，成为孕育地震最好的温床

　　地震带来的天摇地动、山川河流改变以及生命浩劫，从古到今无疑给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几乎在所有的古代文明中，都能找到和地震相关的记载。

　　早在商代，中国就有了关于地震的记录。东汉时期，公元132年张衡发明地动仪，更成为人类探测地震的起点。

　　对于地震是怎样造成的，从传说到历史，都有着不同的解读。在古希腊神话中，地震曾被认为是由海神波塞冬引起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地震是由于有风冲出地下洞穴引起的。

　　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地震仪的问世，人类才真正踏上了揭示地震奥秘之路。1906年美国旧金山大地震之后，受到圣安德列斯断层（San Andreas Fault）出现了超过200公里长“伤口”撕裂的启发，美国地质学家里德（H. F. Reid）首次提出了断层突然断裂引发地震的猜想。这个猜想随后得到了证实，并成为现代地震学一个崭新的起点。

　　到了今天，虽然地震具体机理的很多细节仍然存在着太多的未解之谜，但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已经可以勾勒出一个粗略的图景：

　　已存在30多亿年、半径约6400公里的地球，其最核心的部分为地核。地核的半径略小于3500公里，温度高达4000摄氏度至6000摄氏度。地核又可细分为内地核和外地核。内地核在地球巨大的压力下，为固体状态；而压力略小的外地核，在高温下表现为液态。

　　再外一层，则是同样体积巨大的地幔。主要由致密的造岩物质组成的地幔，通常为固态；但在地幔的顶部，却存在着一个岩石高温融化之后形成的软流层，这里被认为是岩浆的发源地。

　　整个人类文明，乃至所有的动植物，都被承载在最外部平均厚度仅为70多公里的岩石层上。至于土壤，则往往是岩石经亿万年风化剥蚀之后的产物。岩石层也就是地壳的厚度，仅仅相当于整个地球半径的百分之一多一些。如果把地球看成鸡蛋的话，把地壳比喻为蛋壳实在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在地幔顶部的软流层中热对流不断推动下，由六大板块构成的地壳也处于不断的移动中。不同板块之间的持续碰撞形成的断层，成为孕育地震最好的温床。

　　目前，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这两个全世界最为活跃的地震带，就是最典型的板间地震带。

　　这两大地震带分别从中国的东南部以及西南部穿过，在其策动下，中国也成为地震多发国家。不过，与日本、中国台湾等不同，中国的地震带大多属于板内地震，即由同一板块内部的不同构造相互运动形成的。板内地震绝大多数属于浅源地震，即距离地面在70公里之内，所释放的能量经过很短的距离就可以抵达地面，因此对于地面上的物体更为致命。

　　此次汶川大地震所在的龙门山断裂带，就处于绵延于宁夏到云南之间的一条重要板内地震带——中国南北地震带的中段，是由青藏高原向东滑动挤压四川盆地形成的。

　　在历史上，长达2000余公里的南北地震带，正是中国最为致命的强地震策源地。有超过半数的8级以上特大地震都发生在这条构造带上，造成20多万人死亡的宁夏海原大地震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除了构造运动，火山爆发、人为活动以及天体撞击等，也会诱发地震。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破坏性上而言，这些都不是人类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以水利工程为例，迄今为止诱发的最大规模的地震也只有5级左右，释放的能量也仅仅相当于此次汶川大地震的万分之一量级。

入地难于上天

人类地震预测的水平，还大体停留在“看云识天气”的阶段

　　在宏大的地震构图背后，很多魔鬼样的细节却仍然隐藏在迷雾之中。

　　比如，位于断层的地层错动导致了地震的发生。但实际上，这种错动包含着多种形式：有些是一个地层相对于另外一个地层突然上抬（逆冲断层），有些是相对于另一个地层下降（正断层），还有些是两个地层之间发生了水平横向滑动（走滑断层）。不同的断层表现形式，包括错动的方向，不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震对于地面的破坏程度，也影响着余震的走向。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研究员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此次汶川地震，就是因为断层上部突然上移形成的，属于典型的逆冲断层。由于上部结构源于从西南方向滑动而来的青藏高原，因此错动的方向是朝向东北的。这就使得沿震中向东北方向，形成了一个长达200多公里的地震带。位于这个地震带正上方的地区，受害最为惨烈。

　　同时，他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这种类型的地震很难一下子移动到位，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微调才能彻底释放能量；预计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仍有可能陆续发生多起最高可达6级左右的强余震。

　　中国对于地震的记录，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这对我们确定断层的位置是一笔宝贵的遗产。然而，或许还有更多的未知断层结构，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2005年11月26日，江西九江瑞昌曾发生了5.7级地震。该地区地处郯庐大断裂带的南段，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鉴于这一地区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有专家甚至建议不必对该地区进行地震监测。这次地震的发生，让中国地震局的专家深感意外，不得不重新去研究当地是否存在新的断层结构。

　　今年4月，随着投资超过22亿元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项目正式通过竣工验收，包括北京、天津、西安等在内的20个城市已经初步完成了活断层探测。然而，这也许仍然仅仅是一个起步，因为即使不在大城市周边的活断层，也同样是个巨大的威胁。

　　同时，鉴于中国已经探明的断裂带众多，即使要对所有仍在活跃的断层进行充分了解，也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

　　地震对于整个科学界所提出的挑战，远远超越了断层本身。虽然人类早有地震的记录，但真正能够对地震的孕育、发生机理进行比较精细的研究，比如通过卫星定位技术来观测地壳形变程度，还是近20多年的事情。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地震监测网络，至今台网密度仍然大大低于日本、美国以及中国台湾。这就使迄今为止获得的有效观测数据，远不足以揭示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时间段以及不同震级下地震具体的孕育机理，遑论具体预测地震爆发的时点。

　　在悲观者看来，作为一个无比复杂的系统，地震具有典型的不可预测性。任何微小的细节差异，都可能极大地影响最后的结果；而决定细节的，却往往是那些我们不可控或者说不可知的因素。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陈学忠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言，最起码就目前而言，虽然有诸多探测仪器的帮助，人类地震预测的水平，还大体停留在“看云识天气”的阶段。

　　回顾历史，人类对于天气预报的渴望也曾和地震一样强烈。蜀国丞相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被广为演绎，就最为真切地反映了这种诉求。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人类天气预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一直到探空火箭、气象卫星等问世之后，才初步得以实现。

　　遗憾的是，入地比上天要困难得多。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都在进行地壳钻探试验，不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倪四道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地壳的结构和组成，但距离真正揭开地震的秘密，仍十分遥远。

残酷的错过

南北地震带这条危险的走廊，近些年来一直是中国地震工作者关注的重点

　　早在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交给地震工作者一个艰巨的使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解决地震预报问题。或许当时连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使命竟然会如此艰难。

　　1975年2月，辽宁海城大地震预报成功，为中国地震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尽管在国际上看来，这次惟一的地震预报成功，是如此地缺乏完善而系统的理论体系支撑，但成功者是不应该被苛责的。

　　但随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多人罹难，却使得中国地震预报工作瞬间坠入黑暗。此次汶川特大地震再次被错过之后，网络上不少人甚至愤怒地建议把中国地震局迁建到北川县城的废墟上。

　　“这次地震之后，搞预报的人很难受，很多人都没了信心。”中国地震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

　　的确，这种宿命式的悲剧，实在是让人难以承受之重。

　　其实，南北地震带这条危险的走廊，近些年来一直是中国地震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业内普遍的看法是，川滇地区的地震危险程度要高于华北地区。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年中，他们已经注意到未来南北地震带震情的严峻性，并成立了专门的震情跟踪组。据悉，中国地震局对此也进行了长期预测。

　　2006年第6期的《中国地震》杂志上，成都理工大学的易桂喜等人通过对该地区过去28年的台网资料研究后指出，龙门山断裂带的绵竹-茂县段，由于处于高应力积累背景，从中长期来看属于最容易发现强震的地区；处于该断裂带最北缘的江油-平武段，未来也有发生中强震的可能。不过，该文也给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即认为北川段、汶川段仍处于低应力水平下的小震状态，因此中长期发生强震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2007年12月的《四川地震》上，易桂喜再次对于四川以及临近地区发生强震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他提醒说，自2003年大姚地震后, 在四川及邻区强震平静近四年的背景下, 最近两年相继出现的四川地区中等地震活动增强现象，或许预示着四川及邻区在未来不太长时间内，“发生六级以上强震的可能性较大。”

　　2007年7月17日，《构造》(TECTONICS)杂志上一篇名为“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北川和彭灌断裂带的活动构造”的文章，也明确指出了龙门山断裂带存在的风险。

　　该论文作者之一、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地质研究院教授李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结合现场考察和影像资料分析，他们认为组成龙门山断裂带的三个断裂带——无论是前山断裂带（即茂县－汶川断裂带）、中央断裂带（北川－映秀断裂带）、还是后山断裂带（彭灌断裂带，灌县即现在的都江堰），均已经具备发生大地震的能力，可能给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造成威胁。

　　他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在过去300多年中，龙门山断裂带几乎没发生过大地震，受到关注比较少；但他们的研究却发现，过去几十年这条断裂带已经逐渐进入活跃期，足以形成严重的地震灾害。

　　也有地震学者根据经验的周期规律，尝试着对该地区地震的可能性进行探索。2002年12月出版的《国际地震动态杂志》上，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陈学忠指出，从2003年开始，就应该警惕四川地区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

　　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从2001年，他就开始关注四川大地震的周期问题。从1800年至今，四川7级以上地震发生的时间间隔平均为16年，最长也没有超过34年。但自1976年之后，四川省就再也没有发生过7级以上地震；如果这个规律存在，那就意味着爆发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即不会迟于2010年。

　　最终事实证明，在松潘大地震32年之后，四川再遭强震之劫。

　　不过，陈学忠也向《财经》记者强调，自己的研究，仅仅是一份中长期预测。并不能以此来指责地震局存在漏报，毕竟，临震预报比中长期预测要难上加难。

临震难断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够准确地做好临震预报，既不虚报又不漏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地震发生后，尽管互联网上、社会上有众多传言，但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仍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任何机构和个人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前，明确地向中国地震局传递过临震预报的信息。

　　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在接受中国地震信息网专访时，也强调了这一点。

　　作家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描述了原北京地震队耿庆国曾经成功地预测了唐山大地震的细节。有消息称，目前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研究员的耿庆国，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前的4月30日，曾正式给中国地震局发“密件”，并预测四川阿坝地区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的十天内。

　　就此，中国地震局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4月30日的“密件”确有其事，但中间只提到“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级-7级地震”这一中长期预测。至于5月8日这个临震预报内容，并不包含在“密件”中；这一临震预报是否在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之前的会议上讨论过，他本人也并不知晓。

　　《财经》记者试图联系耿庆国本人以确认此事，但其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地震短期或者临震预报，仍然属于不得已的经验预报。在既缺乏大量的丰富的地震前兆信息，又缺乏宏观异常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出的。

　　由于地震孕育过程中存在应力变化，科学家普遍认为，这种变化肯定会通过电磁、水氡含量等微观数据表现出来，即有地震必有前兆。通过设立前兆台网，观测并记录这些异常数据，就可以帮助判断是否应做出临震预报。

　　目前，中国建立了近300个数字前兆地震台站，可对重力、形变、电磁以及流体等前兆信号进行监测。但孙士告诉《财经》记者，大地震之前应该有大量的前兆观测数据，但此次地震前兆观测信息量非常少，这也给做出判断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实际上，宏观异常也是另外一种前兆，包括地下水、动植物乃至天气的异常变化等。很久以来，人们就注意到大地震发生之前，动物普遍存在异常行为。比如地震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唐山地震》一书，记录了地震工作者对唐山地区及周边48个县进行的调查，共搜集到地下水宏观前兆异常868例，动物宏观前兆异常2093例。在大家熟悉的鸡、猪、鼠、猫、狗、羊、鱼、黄鼠狼等动物异常反应中，鱼的反应最明显，占100％；猪最迟钝，占34％。

　　《财经》记者在汶川大地震现场，也多次听幸存者提到动物的反常行为。在此次受灾严重的绵竹汉旺镇，一位名叫王华的卡车司机对《财经》记者证实，地震前，当地确实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发生过大量癞蛤蟆（蟾蜍）涌上公路的情况；地震前一天，他还亲眼目睹了不仅许多癞蛤蟆、连蛇也往公路上窜的场景。

　　汉旺镇大北岭村村民王张全也对《财经》记者表示，5月12日中午，在地震发生前不久，本来在庄稼地里嬉戏的狗突然围着他们狂吠起来，然后就狂奔而逃。

　　在青川县关庄镇、广元市元坝区等多个地方，均有幸存者声称，在地震之前数天，许多狗就彻夜长嚎如哭。而就在地震发生前的当天中午，不少原来报晓的公鸡也加入了莫名啼叫的行列。

　　但迄今为止，由于仍然无法在动物异常行为和地震之间建立持续的、可以信赖的联系。因此，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大部分专家都对仅仅依据这种行为进行预报持谨慎态度。

　　这或许就意味着，只有具有典型的前兆，甚至前震的地震，才有可能进入临震预报行列。但不幸的是，起码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汶川大地震并不在此列。

　　很多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够准确地做好临震预报，既不虚报又不漏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预防重于预测

在整个减灾战略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确保建筑安全

　　在上述情况下，强调预报和减灾两条腿走路，就更显必要性。

　　以美国为例，其地质勘探局（USGS）从未将地震预报纳入自己的工作范畴。除了基础性研究，推动和统筹整个预防性的抗震减灾工作，是其最主要职责。

　　早在1977年，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和美国联邦应急委员会（FEMA）、美国自然基金会（NSF）以及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一起，启动了国家地震减灾项目（NEHRP），以确保各个联邦政府部门都能认识到地震灾害的重要性，并在全社会推动抗震减灾意识。所有联邦机构，都必须在两个方面为地震做好准备：第一，如何确保地震发生时自己的机构和员工安全；第二，如何确保地震时仍正常行使其职能。

　　在整个减灾战略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确保建筑安全。因为建筑物倒塌，往往是地震致死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为此，从1990年至今，美国地质勘探局每六年都会更新一次全国地震灾害图。在今年最新公布的版本中，就集成了过去六年在地震、地质以及断层、地面震动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这些信息，不仅供联邦、州政府在进行开发规划、建筑抗震标准执行时参考，也免费向公众提供，以便让公众知晓自己所在地区的地震风险状况。

　　早在1994年，美国就在《地震活断层划定法案》中，规定建筑物必须远离活断层。同时，美国也会根据建筑物在新的地震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及时对现有的建筑抗震规范进行修正，并确保执行。

　　然而，在中国，虽然早在1957年，中国地震局就制作出了第一份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2001年发行了第四版（更名为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但据《财经》记者了解，普通公众却无法从其官方网站上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免费获得这一图表，并方便地了解自己所处地方的地震风险。

　　按照建设部规定，目前无论何种建筑结构，都必须达到2001年颁布的抗震设计规范。如北京地区的普通民用建筑，必须达到能抗烈度为8度的地震的水平。但是，其执行程度如何是一个未知数。

　　此次汶川大地震，在一些靠近震中的地方，烈度甚至达到了10度、11度，远远超出了当地6度或者7度的设防标准，因此很难简单地在房屋倒塌和建筑质量低劣之间画等号。然而，一些学校教学楼的垮塌，并导致大量的人身伤亡，仍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迄今为止，中国地震局仍未公布此次地震发生后周边地区详细的烈度分布。目前，对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聚源中学所遭遇到的地震烈度，还不得而知。该中学两栋教学楼在地震瞬间的垮塌，已经夺去278名学生的生命，并有11人失踪。

　　然而，《财经》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距离震中较远，聚源镇的房屋基本没有被震垮；即使在校园外数百米处，一个水厂用红砖砌成的高约十几米的水塔，虽然出现了裂缝，却仍然耸立着。按照常理，同样一个地方，地质条件和遭遇到的地震烈度，应该是基本类似的；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不能不让人们既悲且怒。

　　或许，震区众多中小学校舍垮塌真相如何，仍有待建设部最终的调查结论。但在确保学校公共设施的安全立法方面尽快采取行动，已经时不我待。

　　1933年3月10日，美国加州长滩曾遭遇6.3级地震，造成230栋学校建筑被毁、损坏或者变成危房。地震发生时因为是凌晨，未有孩子因此伤亡。尽管如此，短短30天后，加州就出台了影响深远的《菲尔德法案》（Field Act），以确保学校建筑的抗震性能。

茫茫前路

采用类似天气预报的做法，对地震预测信息采用“几率为百分之多少”的方式进行公示，这或许可以大大化解政府过分控制信息所导致的责任风险

　　在地震预报这条漫漫长路上，中国已经跋涉了40多年，现在或许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毕竟，就全世界而言，地震预报真正的长期实践者，只有中国一家。日本曾经一度在东京都地区进行过地震预报，后来也停止了。

　　在这场灾难面前，很多地震工作者内心五味杂陈。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大部分人都坚持认为，中国仍应把地震预报工作进行到底。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对《财经》记者强调，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地震高发地区大多分布在农村；仅仅依靠提高设防标准来应对地震灾害，从经济上也很难承担。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陈学忠也持类似的观点。中国经济实力仍很薄弱，加上人口基数大，仅仅采取被动设防的方式，或许仍难以避免较大的伤亡发生。

　　而要实现预报上的突破，在他看来，仍然需要依赖于技术上的突破。“在地震发生之前，肯定会有异常。只是我们现在的监测技术还不行，或者说我们的监测思路存在问题。”他对《财经》解释说。

　　地震预报在走向真正的曙光之前，或许首先要突破一个制度上的死结：如何化解具有科学探索性质的地震预报与行政性质的信息发布之间的内在矛盾。

　　根据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均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任何单位或者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关于短期地震预测或者临震预测的意见，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

　　在实际操作中，这就意味着“学术正确”与“政治正确”被牢牢捆绑在一起，误报可能产生的成本也被人为放大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资深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毕竟地震预报不是一个工程问题或者技术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有时还要随时间进行调整。

　　“既然地震预报本质上是个科研工作，就应该以科研的态度去对待。你不可能超越其能力，在准确性上过于苛求，这样反而有些畏手畏脚。”他强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基地在针对此次汶川地震的政策建议中指出，既然临震预报仍存在相当大的难度，或许可以更加重视发布一定区域的中长期地震预报，以便让社会各方对所在区域未来可能的地震风险及早认知，并自发采取相应的准备举措。

　　当然，如果能比较准确地做临震预报，也可以考虑采用类似天气预报的做法，对地震预测信息采用“几率为百分之多少”的方式进行公示。这样既可以大大减少防震减灾方面的脆弱性，也可以大大化解政府过分控制信息所导致的责任风险。

　　毕竟，现有的地震具体机理仍不完全，应允许研究者在适当的范围内大胆试错，甚至在公共媒体上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比如气候异常和地震之间的关系，比如地震到底是否存在严格的周期性等。或许，这些联系也还是非常肤浅和表面的，但时间终究会还原一切。

　　除了地震预报和减灾预防，从技术上而言，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倪四道教授对《财经》记者提醒说，对于可能造成巨大破坏的大的地震带，我们仍然还了解得太少，应该集中力量加以研究。

　　“我们仅仅知道它们的潜在危害，却不知道其规律，这是非常危险的。”他强调。

　　汶川大地震最终将远去，但没有人知道，中国是否又在进入一个地震活跃期。

　　从1966年到1976年间，中国曾先后发生过14次7级以上大地震，其中收尾的就是唐山大地震。从2001年11月的新疆昆仑山8.1级大地震之后接近七年的时间内，中国大陆未发生一起7级以上地震。但进入2008年之后，先是3月21日在新疆和田发生了7.3级地震；仅仅两个月之后，汶川8.0级大地震突然爆发。

　　包括华北在内，到目前仍相对平静，但有识者仍然提醒说，不要忘记当年唐山和今天汶川的教训。或许，“平地里起惊雷”也是强震生态的一种。

　　倘若如此，在悲痛之后，留给我们真正去反思、去准备的时间，或许并没有想像得那样长久。

《财经》总第212期

本刊记者张映光、于达维、王真、陈中小路、欧阳洪亮、罗文胜对此文亦有贡献

季谭　田毅

　　如果有可能，能否让时间停止在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之前，停在川西大地那惨痛的隆隆轰鸣之前？

　　6.7万余人遇难，36万余人受伤，2万余人尚不知下落……这些，都构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要进一步加强地震科学研究，认真总结好震前、震后和灾后的工作，收集整理好各方面的资料，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四川省地震局视察工作时这样说。

　　这些收集整理和总结工作，将为我们呈现什么？

　　1。德阳总结

　　温家宝总理谈到的“收集整理好各方面的资料”，应该就包括各类地震活动数据。

　　今年1月22日，《德阳市2007年度区域地震活动情况》一文挂在了德阳防震减灾局网站上的“地震新闻”一栏中。截至5月26日，已被点击7278次。从1月22日到5月12日，时间已过去了112天。

　　该报告显示，2007年全年，德阳市区域共发生0.1级~2.9级地震455次。其中0.1~0.9级地震108次、1.0~1.9级地震286次、2.0~2.9级地震67次、3.0~3.9级地震3次。其中最显著的是2007年8月9日14时55分45秒绵竹新隆乡发生的3.4级地震。全年该市共发生重大宏观异常现象3次。

　　“今年其区域地震活动水平（地震发生的频次、能量）较往年同期偏低。”这份不长的报告分析说，“这是龙门山中南段自2001年8月发生4.2级地震后，已经有六年多时间无4级以上地震发生，打破了历史上4.3年的准周期规律，各级和有关部门应密切关注，高度重视。”

　　德阳防震减灾局针对2007上半年度本区域地震活动水平的研究，同样显示“较往年同期偏低”。而2006年本地地震频次、能量则“与2005年相比基本持平”。

　　“我们自己在单位的网站上发布过德阳市2007年度区域地震活动情况，你说的情况是属实的。”5月26日，德阳市防震减灾局办公室向科长在电话中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德阳位于龙门山断裂带中段边缘，其西北侧即在本次汶川大地震的中心——北川-映秀断裂带上。德阳市也是国务院、四川省政府划定的国家级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

　　1994年，德阳地震办公室刘万全先生曾分析了1970年至1992年本地中小地震数据，归纳为如下特点：本地区小震活动空间分布与区内活动断裂带展布大体一致，北西区龙门山断裂带强；
　　
　　从汶川大地震事发前的角度看，这些险情都是地质灾害，而非地震灾害。这片大地上山高谷深，地形切割强烈，地质复杂，地质灾害发生频繁

　　2。三月崩塌

　　今年3月22日汶川县威州镇茅岭发生山体高位崩塌，造成阿坝矿业民工工棚被毁，当场死亡7人、失踪1人；3月30日映秀镇中滩堡村发生山体崩塌，崩塌危石阻塞交通5个小时；4月8日绵池镇发生山体崩塌，摧毁制氧厂房40平方米。

　　对第一起灾害，新华社3月24日和《阿坝日报》3月27日都进行了报道，省领导高度重视，分别作出重要批示。

　　两份报道引用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工作组现场认定的结果表示，灾害系海拔2900米的高山陡坡岩层破裂，在冰雪融化和近期降水渗透作用下，突然整体下滑，下滑方量约4000立方米，形成约２公里的碎屑流。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四川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地质灾害研究室主任屈伯强对这三起灾害都给予了证实。

　　5月22日，一位地震专家在听到上述三起灾害情况时表示：“这些不能说必然就会产生地震，但是连续几次的山体滑坡还是应该重视，如果有经验的话，是会从之前的新疆于田地震（联想到是否）引发这样的山体滑坡。”

　　北京时间2008年3月21日6时，新疆南部的于田县发生7.3级地震。

　　“但是这个事前还是很难跟大地震联系起来的，一般不会将这个信息告诉地震局，地震局也不负责这件事情。但是事后地震发生了，那山体滑坡、崩塌肯定是前兆了——这是由果推到因。”该地震专家分析说。

　　从汶川大地震事发前的角度看，这些险情都是地质灾害，而非地震灾害。这片大地上山高谷深，地形切割强烈，地质复杂，地质灾害发生频繁。

　　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程思等研究者对汶川县地质灾害的调查显示，当地地质灾害以滑坡、崩塌和泥石流为主。“这里地质灾害频发，有的可能与地震有关，有的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一位专家向记者分析说。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扫描文件显示，5月7日，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08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汶府办发［2008］48号），其中一开头即列举了上述三起地质灾害事件，并说“3次自然地质灾害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30余万元，发生时间有所提前、发生频率较高，加之汛期来临，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严峻”。

　　该文件特别指出，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经常性对辖区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查，重点巡（排）查泥石流沟口、堆积扇、靠山、靠崖、电站公路、旅游景区、学校、矿山等地质灾害易发地段。还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要强化预警预报工作。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还无法核实该文件的真实性。不过该文件提到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2008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川府办发电〔2008〕44号）确是4月28日下发。比较两份文件，一些词句明显相同。而中国阿坝州政府门户网站显示，4月24日，该网站刊发了汶川县政府办公室的《汶川县开展地质灾害防治汛前检查》一文。

　　当然，这样的文件主要针对的是地质灾害，特别是即将到来的汛期，没有提到与防震有关的内容。

　　3。两个“偏离”

　　中国地震台网首席预报员孙士鋐是专门负责预报卡管理的人员之一，每年会收到各方面关于地震预报的信息。但在汶川地震前，他却没有收到任何一份有关该区域的正规的预报卡，即填写了具体时间、地点和震级的预报。

　　不过，5月26日，他向本报记者证实，汶川地震前，他曾收到了一份来自甘肃陇南地震局的预报卡，只是“偏离”了。

　　4月18日，甘肃省陇南市地震局副局长赵卫国寄出了两份信，一是以挂号信方式给孙士鋐的，一是以平信方式给甘肃省地震局的。

　　2008年4月18日，甘肃省陇南市地震监测站填写的这份预测卡显示，该所运用“SE地震电场分析”方法预测：2008年4月20日至2008年5月18日，在新疆、西藏交界区的于田一带将会发生7.0级左右地震。

　　此前，2008年3月（约3月15日），甘肃陇南文县地震研究所的预测卡片显示，该所运用综合方法预测：2008年3月17日至2008年4月1日，在青海—四川交界壤塘一带可能发生5.2级左右地震。在本报记者取得的该预测卡的传真件上，盖有“文县地震研究所”公章。汶川、壤塘都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东南，一西，二者直线相距约500公里。

　　赵卫国向本报记者证实了两份预报卡确是他及其他工作人员做出的。甘肃省地震局人事处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了赵卫国的身份，不过该局预报室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己并未看到赵的有关预测卡。

　　“相比汶川大地震，3月这个预测地点接近，但时间偏早，震级偏小。4月的预测时间正确，震级接近，但地点又偏离了。”一位地震专家向记者分析说。

　　“（4月18日的预报卡）时间是对的，级别也是对的，但是最不成功的是地点偏差，原因是我们仪器少。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占了两个要素。”赵卫国说。

　　上述研究者认为，如果不考虑前述所有的长期预测与中期预测，也不考虑一系列确定性地震前兆与宏观异常，那么依照目前的地震预测评价标准，这两个短临预测全部不能“获奖”。但是，如果将这两个短临预测放到所有的长期预测与中期预测，也不考虑一系列确定性地震前兆与宏观异常的背景下，那么这两个短临预测对于判断汶川大地震即将来临有重大预测意义。

　　赵卫国告诉本报记者，孙士鋐在5月13日即给赵打去电话，说“你那个预测太可惜了，地点偏了，（但）还是很有意义的”。

　　孙士鈜也向本报记者证实有过这样的表达。

　　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车时副司长在接受中国地震信息网专访时说：“这次地震前，中国地震局没有作出短临预报，同时也没有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

　　从上述求证看，其言真实，只是确实是个大大的遗憾。

　　4。大地之音　

　　“我越看越觉得这个地震太‘怪’了！”5月13日，四川省地震局测绘工程院副院长杨永林不断查看比较四个月前对龙门山断裂带的观测，他对本报记者说，“从我们的专业——大地形变看，这次的大地震非常奇怪，不像之前一些五六级地震的前后，都会发现一些迹象，而这次这么大的地震就没找到明显的迹象。”

　　杨永林他们手里拿的“大地听诊器”是地表“形变”测量，不过难度很大——地震预报总是探索，观测到的地表变化可能预示着未来的地震，也很可能根本没有。

　　地壳在运动中，内部蓄积的应变能瞬间释放的结果就是地震，而把握这一瞬间确实太难了——它们有的前兆多，有的则很少。

　　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在新华网的访谈中指出：“我们这次回过头来查了，汶川之前的震前状况都是一级以下的小震，不足以判断有强震的发生。”

　　“这次地震几乎走上了极端，前兆少。”内蒙古地震局原副局长孙加林向本报记者分析说，“32年前的松潘平武地震有前兆，小震达400多次，当时的预报很好。”

　　四川省地震局监测预报研究所曾汇总了本省典型地震观测前兆，其列举的主要观测指标有：短水准基线、地倾斜、重力应力、视电阻率、地磁、水位水温、水化学、气象、宏观、动物等。

　　地震给我们带来过太多的灾难。从汉朝张衡的“侯风地动仪”起，中国人对地震的监测就从未间断过。自从1966　年北京建立起第一个遥测地震台网，目前，国家测震台网共有152个国家级地震台，全国31个省级地震台网的1000多个地震台的测震实时信号也传到这里，它担负着全国地震活动的监测和大地震速报任务。确定本次汶川大地震的“三要素”，即地震发生时间、震中位置和震级，在这里整个过程用时约12分钟，十多年前这样的过程需要一个多小时。

　　中国曾经在地震预测预报方面做出了世界性的成就，也形成了被国外称为经验性方法的体系，近年来在技术方面也着力提高。不过，作为世界难题，地震预测水平仍然不高，技术和方法论等都需要继承、提高和创新。

　　5。艰难的寻觅

　　中国地震台网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对本次地震的发生感到有些突然，因为自2001年昆仑山西部发生8级地震之后，西部地区比较平静，这是很少见的现象。专家们在会商会议上曾经问道：“这个平静意味着什么？”

　　30多年来，地震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中国大陆经历了1902～1911年、1920～1937年、1947～1955年、1966～1976年4次地震活跃期，第五活跃期从1988年开始，是在1997年结束，还是在2001年或是2003年结束，尚未定论。不过2001年昆仑山口西8级特大地震发生后，地震学界对中国大陆地震大形势和第五个活跃期是否结束一直存在分歧意见。

　　一些地震专家认为短临预报是最困难的，而也有专家强调中期预报的重要性，说地震预报的关键就是把握从中期预报向短临预报过渡。

　　按我国一般约定，地震预报的分期可以是长期（两年至十几年）、中期（几个月至1~2年）、短期（几天至几个月）和临震预报（几个小时至几天）。

　　有消息称地震前有专家进行过准确预测，经本报记者多方证实，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耿庆国研究员预测的是2008年5月～2009年4月，兰州以南，甘、川、青交界地区，可能会发生6～7级地震。该预测明显属于中期预报。而中国地震局有关人士也向《财经》杂志记者证实确有此预报。

　　“这个地震我追踪了3年以上的时间，我的预报肯定是真实的。现在救人要紧。”耿庆国研究员在电话里对本报记者说。

　　不过，上述预测都是中期预测，而如前所说，地震预报的难题和关键就是把握从中期预报向短临预报过渡。“虽然预报集中在这些地区，但是几年都没有来，作判断很难，是一个科学问题。”一位地震专家分析说。

　　6。到底是在哪一点？

　　2006年初，成都市地震局预测处处长徐水森完成了《四川强地震活动的可公度性初探》的初稿，3月投稿给《四川地震》杂志，2007年6月，该杂志发表了上文。

　　“可公度性”仿佛用某一种“尺子”来度量一系列同类事件出现的特殊性秩序。在天文、地震、气象、水文、金融等研究中均有运用的实例。

　　徐水森测算的结果是，把龙门山断裂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未来5级以上地震可能时间为2006年、2013和2019年可能性较大，误差为1.5年。

　　无独有偶，用同样的方法，2006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龙小霞等在《灾害学》上发表了《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

　　文中测算认为，“尤其是2008年更符合已有地震资料的统计规律，因此川滇地区下(几)次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年份为2008年。”

　　“这是学术讨论文章。实际上，地震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那么地震技术人员在地震方面的研究、探测，确实也运用了大量的方法，这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徐水森对本报记者说。

　　在2007年12月的《四川地震》上，成都理工大学的易桂喜等研究者分析说：“自2003年大姚地震后，在四川及邻区强震平静近4年的背景下，最近2年相继出现的四川地区中等地震活动增强现象预示四川及邻区在未来不太长时间内发生6级以上强震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应密切监视地震活动的短期变化，对可能出现的小震平静异常现象应予以高度重视。”

　　“我是提得很明确，四川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可能会有6级以上地震发生，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趋势，但是我无法预测地震到底是在哪一点上。”易桂喜研究员告诉本报记者。

　　美国《国家地理》日前刊文称，在2007年7月中期的《地壳》（Tectonics）杂志中，欧洲、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们通过仔细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地壳撞击的能量在四川省汶川县积累，并将以地震的形式释放出来”。

　　不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网站发布的最新信息表示，“美国《国家地理》刊文所提及的《地壳》杂志中的文章，只是做了地质灾害风险方面的分析，其结论是北川附近某些断层是活跃断层，有导致严重地震灾害的潜在风险，而不是一次地震预报。”

　　该网还访问了上文作者之一的四川省地震局周荣军研究员。

　　周荣军表示，本文并没有直接对该地区进行地震预报，即没有说明未来某一时间段内发生多大震级的地震，仅仅阐明北川断层和彭灌断层具有发生强震的构造背景，这和大家关心的时、空、强三要素的地震预报有很大的差别。

　　2002年，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陈学忠通过分析1800年以来四川地区7级以上地震发生的时间间隔后指出，从2003年开始，就应该警惕四川地区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当然，这些也都属于中长期学术预测。

　　7。梦绕龙门山

　　不过，对龙门山断裂带的现今构造变形特征及错动性质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不少研究者认为，龙门山断裂带应存在着相应的左旋运动方式，但通过野外地质调查断错地貌研究发现，龙门山断裂带存在右旋走滑兼逆冲运动的活动性质，这与《汶川特大地震震源特性分析报告》认为的本次大地震是一次以逆冲为主兼一定右旋走滑分量的地震的观点相吻合。

　　对走滑速率和逆冲滑动速率大家也有不同认识。之前有研究认为本地右旋走滑速率约为1mm/a，逆冲滑动速率为0.2～1mm/a，因此有人认为并不具有发生逆断层活动的可能性。

　　而2006年，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朱爱斓博士测算结果显示，龙门山断裂带具有6.0±2.8mm/a右旋滑动速率和6.6±3.2mm/a的逆冲滑动速率，这个值上明显大于以往的测算。

　　“5·12”汶川大地震后，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学家露西尔·琼斯对新华社记者说，龙门山断裂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断层带，“它被认为是中国境内最危险的断裂带之一”。而且龙门山断层带属于活跃断层，以每年若干毫米的速度在移动，研究记录显示它近年来每年移动15毫米。从地质学上来讲，每年15毫米已经算是很快的。

　　汶川县地震台的陈晓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发现，龙门山地震带（中南段）中强地震具有明显的迁移特征。即1900年前的中强地震的迁移规律是由北（北东）往南（南西）迁移；1900年以来的中强地震的迁移规律正好相反，即由南（南西）往北（北东）迁移。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曾融生院士2005年曾撰文提出地震预测的一种新的设想。他表示，按照力学性质的区别，地壳和上地幔可以划分为层状结构。过去的地震预测偏重于地壳脆性层的形变研究。多数地震前兆也侧重于前兆与地壳脆性层构造的关联。但有些现象说明地壳塑性层可能是地震发生的策源地。

　　鉴于印度对欧亚大陆的俯冲以及西太平洋对中国的俯冲，它们对中国大陆的孕震过程应有重要的影响，曾融生院士建议，应加强对地幔板片构造的进一步研究以更好认识中国大陆地震的成因。

（本报实习记者杨勇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8年05月28日

陈敏

    本月23日，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上书四川省委宣传部及2008奥运火炬传递四川组委会，请求转让其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本报记者闻讯，就此专访了林强先生。

南方周末：做火炬手和观摩北京奥运会是很高的荣誉，而你居然要求转让自己的这些荣誉，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件。你这个举动主要基于什么考虑？

林强：主要基于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的心情很沉重。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沉重？

林强：因为大地震。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无辜牺牲，我想只要有一点点良知的人，都会受不了的。何况我是一个教育行政官员。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作为教育行政官员，你认为自己负有特别的责任？

林强：当然。学校倒塌是一个社会事件，全社会都有责任。但是教育系统的责任最大。我作为一个教育行政官员，应该有一份负罪感。

南方周末：你的这种感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林强：从我目睹悲剧现场的那一刻开始。

南方周末：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林强：我可能是四川第一个直抵重灾区的教育行政官员。13号上午我接到命令，把海南来的一支专业救援队安全送往北川。到了设在北川中学的救援指挥部，已是14号凌晨5点多。救援队马上投入战斗，我插不上什么手，就带着摄像机走到县城去。那时指挥部到县城的交通还没有恢复，大型机械进不去，救援队伍主要集中在北川中学。我想一个人去看看县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南方周末：你看到的最震撼的场景是什么？

林强：我看到一个家长在痛哭。一座五层楼塌了，把孩子压在下面爬不出来，又没有救援队，家长看着自己孩子的生机一点点地流失，但完全无法可想。我赶到的前四个小时，孩子就在家长眼皮底下去世。家长一直哭，一直喃喃地说那是我娃娃，我娃娃成绩多好多好。

南方周末：这样的场景，你到现场之前有过心理准备吗？

林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准备。心里特别难受。

南方周末：当时你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林强：我马上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那天走得急，钱带的也不多，就一两千块钱——我全部掏出来塞给她，她不要，说娃娃都死了，还要钱干什么。旁边的人把钱接过去帮他塞到口袋里。我也知道这钱对她没有意义，但我就这一个安慰方式，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南方周末：实际上只是反映你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本能。

林强：对。是一种自我救赎。我当时特别自责。作为教育行政官员，我固然没有直接责任，但在良心上，我对不起那个学生，对不起那个家长。

南方周末：你也可以不这样自责，毕竟，这是八级地震，你可以把原因都归为不可抗力啊。比如四川教育部门就刚刚宣布校舍倒塌五大原因。一是地震超过预计强度。二是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三是学生集中的教室和走廊属于薄弱环节。四是校舍陈旧落后。五是学校建筑在抗震方面有设计上的先天缺陷。总之主要是天灾造成的，这么一来，自然就无须问责了。

林强：当然有天灾因素，但天灾并不必然导致悲剧，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南方周末：具体到你看到的那个场景而言，到底是天灾还是悲剧呢？

林强：我认为主要是悲剧。因为那个学生并不是非死不可，他所在的那个学校，并不是非倒塌不可。我拍了一个学校，离北川中学也就七八百米的距离，根本就没有倒，一个人都没有死，就伤了三个。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

林强：原因很简单。那个没倒的学校是中科院捐建的一个希望小学。有捐赠人的监督，质量就有保证。倒塌的学校，大多数应该说不存在这样的监督机制，质量也就没办法保证。

南方周末：这就是说，不完全是天灾杀人。缺乏监督的体制惯性，放大了天灾的杀人效应。

林强：天灾人祸总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我原来在理论上并不是不清楚，但原来想象的后果，最多也就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罢了，很少跟生命上的悲剧联系。这次亲眼见到这么惨烈的生命悲剧，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这对我的心灵冲击，实在太大了。就从这一刻起，我容不得任何对生命悲剧的推诿。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

南方周末：所以你要请求转让你的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

林强：对。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个罪人，我应该向那些冤死的孩子，向他们的亲人，向社会负荆请罪，应该向他们下跪，而不应该披上荣誉的长袍。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赎罪，只好用转让火炬手来自我救赎。

南方周末：你的请求会得到批准吗？

林强：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小愿望能够得到尊重。而且我不只是要转让自己的资格，我更希望张艺谋先生能够体察大地震造成的特殊的社会氛围，体察大地震对国民心理的巨大震撼，对他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做出相应调整。

南方周末：你认为主要应该朝哪个方向调整？

林强：奥运会开幕式应该隆重，但更应该素朴，更应该庄严，更应该体现我们民族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当前这个大背景下，一个没有悲悯元素的奥运会开幕式是很难想象的。当然不止是开幕式，北京奥运会的整个基调，现在都需要调整。我们伤痛，但我们坚忍不拔，这应该是调整的主要方向。

南方周末：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怎么落实呢？

林强：就从火炬手人选的调整开始。把担任火炬手和观摩奥运会开幕式的机会，尽可能让给抗震救灾的英雄代表，死难者亲属以及灾区人民代表，这更能彰显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让奥运火炬传递成为心灵和生命的接力。

南方周末：你的思考极具价值。但这种思考在教育界有代表性吗？

林强：实话实说，没多少代表性，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南方周末：我听到的一个声音或许可以佐证你的判断。这个声音是说，过去一些人总骂中国教育这不好那不好，但现在他们可以闭嘴了。这次大地震中，中国教育交出了一份非凡的成绩单，很多老师舍己救人，为保护自己的学生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很多孩子也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自己的同伴，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说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没有做错什么。

林强：这个声音在教育行政系统确实比较突出，但它的突出恰恰说明我们的教育行政系统问题很大。其实换个角度思考，从人道的角度思考，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那些老师确实伟大英勇，那些孩子确实伟大英勇，但伟大英勇并不一定要用送死来表现。如果我们做教育行政的都尽职尽责，让腐败在教育领域没有多少空子可钻，我们的校舍就不难跟我在北川看到的那所希望小学一样坚固，那些老师、那些孩子就不会白白送死，现在已经发生的那么多的生命悲剧就可以尽量避免。最应该得到保护的人反而得不到保护，反而夭折了，这是我们做教育行政工作的耻辱。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应该忏悔，而不能用英雄的生命悲剧来为我们自己推卸责任，来给我们自己贴金。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你特别强调悲悯两个字。

林强：我这么强调悲悯，是因为教育系统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缺乏悲悯。

南方周末：这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表现？

林强：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积极对校舍倒塌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还没有积极对悲剧责任主动调查取证，更没有积极对死难者家属道歉；所有这些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和措施在我们的心目中份量并不重，这都是具体表现。

    在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正含着眼泪，没日没夜地在倒塌学校的废墟中寻找建筑材料，作为以后评估的依据。他们不单是为了让自己死去的孩子在天堂得到安息，更是为了以后千千万万的孩子不再遭遇这样的悲剧。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人民的公务员，我们本来应该在歉疚的前提下感激他们的这种行为，我们不但要尊重他们，而且要用全力支持他们的行动。但现在教育系统很少人愿意这么想，很少人愿意这么做。当然大家现在都很忙，要安排灾区考生高考，要塑造抗灾模范，要统计物质损失，要规划灾后重建。这些工作确实都非常必要，大家为这些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完全可以理解。但无论怎么忙都不能忽视，孩子们的亡灵需要一个说法，家长和整个社会期待一个说法。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却一点反思都没有，一个说法都没有；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又怎么可能永绝后患？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林强简历：

    林强，四川资中人。1973年入伍，1987年转业到四川省教育厅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现为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据中央媒体介绍，到地方工作后，林强20年如一日，始终心系基层、心系群众、心系贫困山区教育，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特别是2005年3月以来，他先后12次徒步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深入到被称为麻风村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乌依乡阿布洛哈村，帮助村里解决了办学、修路、用电等大量实际问题，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赞誉。

    2007年，中组部、人事部、XX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军转办等五部门联合授予林强“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称号，XX部等三部门授予林强“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中共四川省委授予林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胡锦涛总书记并作出重要批示，号召广大干部向林强同志学习。

　　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一个被废墟埋葬的县城。大灾大难后面，显示的是复杂的人心与人性。

　　声音在消失

　　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

　　死亡的气味是在5月15日下午开始在北川县城里弥漫开来的。那是一种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地震在北川为害最烈，由于缺少尸袋，仍有大量遗体被摆放在街道上废墟的空隙间等待处理。废墟下面可能仍埋有上万人之多，而且正在不断死去。几千名军警和消防队员已经又饿又累。傍晚，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坦克团的士兵们在河边广场上集结，开始吃这一天的第一顿饭：火腿肠，瓶装水。他们置身于真实的灾难现场，克制着挫败感。一个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士兵说：“这里有好事，也有坏事。”这句概括在此后被一再验证，直到5月19日哀悼日的下午。

　　北川县城处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山谷之中，救援所需的人力、机械和物资都必须通过南方的山口进入。至15日下午，山口公路仍未打通，而官兵们修建的一条临时通道又在当日上午被山体滑坡阻塞，旁边树林中的“之”字形的小道也一度无法通行，士兵们只能用绳子把入城者吊下山坡。不断有躺在担架上的伤者被抬出。

　　解放军战士们再现了他们的优良传统，背着白发苍苍的老人爬上泥泞的山坡。在大片的灰白色的废墟间，士兵们列队行进，稍长的队伍就有旗手引路。

　　地震瞬间发生的一切都固化了。在禹龙干道上，时间停滞在一家三口骑着摩托车出城的时刻，他们被滚石打死。一辆桑塔纳汽车正在过桥，桥塌了，它保持着最初跌落在河床上的样子。大多数楼房倒塌了，甚至粉碎了，到处都是背包大小的瓦砾。没倒塌的楼房以怪异的角度矗立着，楼顶上的广告牌上标示着“距奥运会开幕还有88天”。汽车大小的石头冲进了居民楼。

　　在山口外，人们更多地获知北川创造了多少奇迹，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艰难。事实上大多数寻亲者得不到回音，大多数救援也只能以失败告终。15日，寻找亲人的队伍络绎不绝，可是从老城到新城，很少有人得偿所愿。来自德阳的6个建筑工人呆在一处居民区，他们中的一个在曾经是荣生酒店的废墟下面呼喊，可是没有人应答。寻找妹妹的刘晓琳同样无功而返。前一天她曾听到呼救声，呼救者在一幢还有形状的楼里告诉她这个楼是华星超市，“快救救我。”当天，这个呼救声一直在传出，可是一个晚上过去，声音消失了。

　　6个建筑工人不再呼叫，但也不离开。他们站立在倒塌的楼房上，可以从一个沥青屋顶跳到另一个沥青屋顶。在他们头顶10米处，赫然挂着一具男尸，好像跳水似的把上半身直插进废墟。

　　次日中午，赵剑平也在呼救。几个寻亲者发现了他，立刻高喊：“这里有活人！”可是沈阳消防救援队不能确定他的方位。仅仅两个小时后，寻亲者们再次呼叫赵剑平，已经没有了应答。需要救援的目标太多了，呼救者必须抓住救援者靠近的很短的时间。当宜兴消防队员从一个地方下撤时，寻亲者们愤怒地质问：“你们又要换防？”消防队员们回答说，山上发现了幸存者。

　　消防队员是专业的救援者。相比之下，“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既缺乏专业救援培训，也没有专业器械。”武警某部的一位参谋说，“我们没有工具救不出人，看着人死去，心里很难受。”他们更多地承担了转运伤员、掩埋尸体和搜寻幸存者的任务，每当发现生命迹象，往往要去请消防队处置。

　　即便在北川中学的救援行动刚刚开始之时，浅埋伤员很多，救援还相当有成效——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学员们一天之内就抬出了87具尸体，救出了31个活人——救援队伍就已经深感没有大型设备和专业技能的痛苦。

　　从13日早晨8时开始，武警战士们援救一个半边身体被压住的男生，当时他甚至可以伸出右臂接受点滴。县城内仅有2辆起吊设备，先后调来，始终无法吊起压在他身上的重物。当地施工人员猜测，孩子是被支撑整个教学楼的最重的那根十字梁压住了。下午开始下雨，男孩的母亲站在废墟上，给儿子撑着伞。另一个男孩被卡住了，多次营救不成之后，他主动要求截肢逃生。可是医生们没有必要的药物和设备，无法实施手术。下午，男孩开始休克，伏下头和双臂，在武警战士们面前死掉了。

　　晚上7时，医生诊断说，第一个男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救援宣告放弃。他的母亲坐在那儿，扔掉了伞。“也没哭，就是坐在那，看着她儿子。”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贺一民大校说。倒是该部队的何政委受不了，哭了。

　　救援者们在废墟下看到了人们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

　　这个男孩得救了。可是这是第一天的故事，却不是第三天的。当这支部队救出第一个孩子时，所有人都使劲鼓掌，非常激动，可是死伤枕籍的场面在其后几天中不断削弱着他们的敏感。悲剧太多了。13日，他们救出来的人因医疗队跟不上，伤者就那么躺在街上逐渐死去了。

　　“开始时看得心疼，现在麻木了。”士兵们说。疲劳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安危的关注也在下降。第一天，余震时每个人都会跑开，到了第三天，“震就震吧，也不跑，太累了。”

　　15日入夜后，部队撤离到城外的营地。发电机仍然不能运进山口，夜里无法救援，只有少数几支消防队留下来，凭借手电筒光继续工作。圆月当空，满城漆黑。这是72小时生命时间窗关闭后的第一个夜晚。

　　木头人

　　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16日有薄雾，天气更热，楼顶的沥青都融化了。有些亲人被埋的寻亲者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他们从弯折的塔吊下钻过去，登上最高的废墟，四处呼喊，又钻进他们认为有他们亲人的空隙。在14日，山里突然打出信号弹，表示上游水库即将决堤，一时间城中军民皆飞奔出城，来不及出城的则向山上转移，被阻挡在山口外的寻亲者们听说了消息，却想在洪水到来之前抢救出自己的亲人，像疯了似的往县城里跑，形成一道汹涌的人潮。15日上午，决堤消息又一次传来，相同的场面再次上演。可是到了16日，这些最不甘心的人也开始绝望了。

　　北川老城有一片高高的废墟，他们就从屋顶到屋顶，在钢筋之间攀缘而上。四处都是奇异的场面。一栋楼嵌进了另一栋楼。一辆警车出现在7层楼的楼顶上。它从山间公路上被甩了下来。废墟下面在燃烧。几个废墟口在向外冒烟，火已经连续燃烧4天。

　　他们没有表现出悲伤。人们只是面无表情地在七八层楼高的废墟上攀爬着。有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逻辑清楚，语气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他们找到亲人所在的位置时，就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其实几十幢建筑完全混在了一起，根本没有人能分清哪里是哪里。

　　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的父亲在北川县文教局上班，被埋在了废墟下。有人建议他去下面找找，可是他不抱任何希望。“哪个是文教局？”他指着脚下的方圆一公里左右的一片废墟反问。

　　这里曾经是北川县城最繁华的地段，除了大量政府部门，还有电影院、文化站、百货公司、两个小学和一个幼儿园。“孩子死的最多，从婴儿到18岁。”总装备部的石卫波说。他的家就在北川。

　　交通大学的男生向我们要了三只香烟，点燃后插在废墟上，祭奠他的父亲。在危楼顶端的“悬崖”边上，他嚎啕大哭。他的母亲也在他身后哭起来。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这位母亲可以很平静地回忆地震发生时的情形。她走在上班路上，地面突然开始摇晃，她就被摔到了很远的草坪上，听到“轰”的一声，灰烟腾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下子天就黑了。”几分钟后才看得到周围。她抱着一棵树，一个认识的人走过来告诉她，“财政局的楼飞了起来！”

　　13日上午，部队开始转运难民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到19日，有父母的孩子开始在体育馆外给人们分发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小传单，孤儿们则被聚集到了体育馆内。大巴车一到绵阳，一些孩子就“变傻了”。下了车，他们一动不动，也不说话。“看着真是难受。”武警某部的一位少尉说。

　　在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

　　在地面上，山里乡镇的灾民们正在逃出来。李奋强(音)来自漩坪乡的一个村。他本来是去乡上求援的，发现漩坪已经被堰塞湖淹没，又跑到了县里，结果县城也没了。他失声痛哭，提醒几个解放军战士，大水湾峡谷已经壅塞，水憋住了，随时可能山洪暴发，“准备好逃命吧！”

　　这并不是一个谣言制造者，恰恰相反，是一个仗义的中年人。他并不准备往绵阳方向逃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跟士兵们要了点食物。吃完饼干喝完水，他说：“回去！”又返回村子里报信。

　　由于交通管制，县城外也有大量的寻亲者。12日中午，杨先明因为喜欢上网不愿意做饭而和母亲吵嘴，跑出家，到附近空地发呆，地震发生后，他逃命到县城外的加油站露宿。他的父母在县城的菜市场卖菜为生，至16日仍未找到。他瘫在车辆进出的土路上，车辆都绕他而行，他光着脚，鞋子挂在脖子上，两脚已经血肉模糊，自称是走路走的。“进去三次了没找到人。”

　　寻亲者们不断地发现幸存者，“活人！活人！”的喊声不时从废墟上传来。不过死亡正在取得胜利。在13日，很多人都曾靠近过北川幼儿园，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副院长李俊国说，“一片小孩的哭声”，另一个幸存者则说，“里面都在喊‘婆婆’”。到了16日，幼儿园已经沉寂了。

　　“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

　　在北川中学的最初的营救行动中，华西建工派来的4台吊车和山下一个水泥厂派来的4个工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武警战士们不懂建筑，此前进展缓慢。李俊国说：“我们有心无力，没有工具。”水泥厂的工人们则带来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先是对表层废墟进行支撑加固，之后开始挖掘下层废墟。一个空洞打开后，一名工人钻了进去，将尸体和活的学生拖了出来。询问他们怎么来的，4人说是厂长派他们来的，“厂长不派，我们自己也会来。”

　　当时，在县城里，效率最高的也是消防等专业队伍。“可惜的是，当时交通阻塞，消防车进不来。我们没有电钻、电锤、切割机，只有力气。如果道路先修通情况就不一样了。”张强说。

　　士兵们几乎完全是依靠人力完成了最初两天的救援工作。13日和14日，县城内堆积着大量的伤员，但要运输出去却无路可走，只能往山坡上拉。运送一个伤员需要至少20个士兵，没有担架，常常是用门板，或者在两跟木棍间捆上绳子来负担，在山下的用力推，在山上的用绳子拉，需要在六十多度的泥泞山坡上爬行一百多米的高度，“像拔河一样拔。”老城和新城之间有一座桥，断掉了，距河床三米高，要过河，需要80个人组成一座人工桥。他们用铁管去撬水泥预制板，铁管全拧成了麻花。

　　13日到14日中午，伤者很多，各部队没有分工，“都扑在面上”，没有区域责任，“全凭良心救人”。14日下午各部队开始“分片”，试行了一个下午，效果不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战士们不擅长废墟救援。15日开始，“科学施救”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分片”改为分组，大多数的组都由作战部队、消防队员和医生三方面联合组成。

　　实际上，早在救援刚刚开始之时，事实上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在建筑非常坚固的时候。

　　14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这里是县委大楼。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消防人员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插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随即开始。

　　武警战士一共20个人，轮流用铁锤砸楼顶，每人15锤，几轮下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不可行。“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江西消防队的10个人赶了过来，带着气锤，不过沈阳消防队拒绝了他们的帮忙。他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用电钻解决了问题。有3名官员获救。

　　15日下午，一个当地居民模样的男子拿着两个包出城，在山口处被特警队员截下。特警问：“一个学生书包，一个女包，哪个是你的？”男子说都是自己的。特警在女包中找出一个存折，问他账户名字是谁，他回答错误，立刻被拘捕。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一个被拘捕者偶然回头与记者对视，眼神中充满了耻辱和恐惧。

　　前一天，中国农业银行北川县支行曲山所的一位女员工嚷嚷说要自杀，贺一民等人询问后得知，她的家人被埋在了废墟下，而银行又遭到了洗劫。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一个纵队保护并清理了银行，找出了一些金融凭证和将近100万元现金。同一天，有人在贺一民巡视时提示有人在洗劫商店。贺一民过去询问，这些人说自己遭了地震，回来把自己东西抢出去。贺一民让他们打开包，发现里面全是女性衣物。这些人想要逃，贺一民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唐山大地震时可以直接枪毙你们。”武警没权力抓人，他让他们滚，后又叫住，让这些人掏口袋，发现里面很多都是不知真假的首饰。在另外8个人身上，他们则找到了真的首饰。

　　只有置身其间，才会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灾难之地，还是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县城。其实只要在废墟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不少存折。瓦砾间也有各种记忆。卷宗。文件。照片。课本。

　　贺一民之后去找前线指挥部，提醒他们注意偷抢行为。据他称，后来见到海南特警当天就“抓了几个蟊贼”。16日，在废墟上，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个人走进了一家通讯器材店，出来时拿着一只手机。他边走边拆掉包装，从各个角度查看它。一个男人对我们辩解说：“现在拿点儿东西不叫抢劫，叫自救。”

　　士兵们尽力了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

　　老城废墟的最顶点就是北川县幼儿园。地震发生时园中有五百多名孩子，被滑坡气浪推行二十多米，全部被埋，只有二十多人生还。16日下午，又有人在这里喊，“有人！”宜兴消防队的队员们走过来，开始挖掘。

　　队员们不停地挖出小花被、小花枕头，然后一个队员伸手下去，拎出了第一个孩子，紧接着是第二个。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正在午睡，死去后也保持着睡觉的姿势，小小的拳头握在胸前。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那些小花被子被用来包裹童尸。半小时后，3具尸体被拉了上来，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编着小辫，每个辫子上都扎着五颜六色的彩带。救援人员把他们放到下面的草地上。围在废墟边上的两个男人突然张开嘴巴，随后跑下了废墟。他们就是两个女孩的父亲。

　　一个年轻的母亲走过去看了一眼，大哭起来：“我的孩子啊！”另外两个母亲也跟着她哭起来。但是那并不是她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孩子，”那个年轻的母亲哭着说，“我看着难受！”

　　她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她女儿的照片。是个扎着两只辫子的胖嘟嘟的小姑娘，赵媛媛，3岁。手机里还有一段录像，小女孩在旋转木马上起伏着，转过脸看着镜头，一上一下，还在唱歌。

　　这是12点半，空气中是闪亮的雾气。空军开始空投物资。18只降落伞打开了，看上去非常高。顺着微风，4只降到了旁边的山坡上，剩下的都飘到了山外。这时，那两个男人开始在山坡上挖坑，他们的孩子的尸首就放在一边。一个男人挖了一半放弃了，他把尸首运到高处，重新开始挖掘。另一男子仍旧在原地挖着，那是一个斜坡，他又好像也不太会挖，每挖一铲，斜坡上的土都会垮下来一些。走过去跟他说话，他沉默不语。这个男人不停地挖着，但总也挖不好。

　　有一些人是没救上来的，不过大多数寻亲者也承认，士兵们尽力了。

　　武警某部的参谋张强(化名)谨慎地犹豫着，试图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救灾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是指挥协调，救援不仅要有人数，还要有效率；二是修路为先，先让大型机械进入；三是重视专业性，救援质量可以提高；四是空军作用应该发挥得更多更大。”

　　3天后，北川县城沉寂了好多。城中的救援队伍已经没有那么庞大，更多的部队在城外的营地中活动。到处都是消毒粉的气味。一些进城的士兵们戴上了防毒面具，至少戴着大号的防护眼镜。穿着橡胶防护服的防化兵正在四处消毒。空气中充满了飘动的白色粉末。再次烈日当空。

　　中国地震救援队也转移到了这里，19日上午，他们还救了一个人。下午2点20分，他们在一处集结，准备哀悼日的默哀。一个队员站着值勤。他有礼貌又坚决地阻止人们通过。他个子是最矮小的，没有被击败。

　　老城的废墟仍然在燃烧，袅袅青烟萦绕在北川上空。几个乡民逡巡着，想从一处关卡通过，临时担任守卫的消防队员不搭理他们。我们问他们住哪里，回答是附近乡镇。再问做什么，回答却是：“到里边儿取点儿东西，很重要的东西。”稍早前，又有一拨人带着毛毯离开了县城。我们提醒他们中的一个：“小心一点儿。”他局促不安地避开了眼神。这已经是最后的、也许还遗留有生命的北川了。其后几日，因为山体渗水和余震的原因，北川的救援已经基本放弃。

　　中国地震救援队的队员们立正，帽交左手。哀悼日的汽车喇叭鸣响了，执著地响了10分钟。

（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陈江5月24日发自四川成都）

── 原载 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陈江发自四川成都
Saturday, May 24, 2008

周径偲

编者按：“5.12”地震之后，天天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是各式各样煽情的报道，我愿意相信那些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也明白它们仅仅是一小部分，不可能是全部。。。

一

　　同样的静，我开始适应这种静静的麻木，不由自主。

　　15日早晨7点左右，我们医疗队抵达北川县城外5公里处的擂鼓镇。

　　车就停在镇口上，对面是擂鼓加油站。油不知还有没有，机器都还在，没人了。
油器依旧伫立，没有歪歪倒倒，外形上看是这样的。旁边有修车厂，房子垮掉了些边角。车坞里面住着一条黄毛狗，我们的到来，他是第一个有反应的。

　　这时，车坞里爬出一个人，蓝色的衣服，污渍斑驳，显然是留守的工人，也说不定是不舍自己产业的厂老板。他对我们微笑，挥手，一瘸一拐。我们也站在原地挥挥手，没有谁去扶他过来。我们忘了，也可能是我们被车边无人认领的几具尸体搞懵了，也或许因为原本是楼的一堆堆石头让我们应接不暇。傍晚我们将要离开时，他来到我们的面前，卷起裤管，说：好人，谢谢你们。

　　“帮我看看脚吧”。

　　他的脚是蜡黄色的，都有点发亮，跟路边排水沟里的哪些失去生命支撑的断肢相似。大大的胶布贴在膝盖上——仅仅是一层胶布，直接贴在膝盖上，血已经干了湿湿了干，凝成厚厚的红褐色晶体。

　　医生说：能扯下来？他二话没说，伸手就撕。布带着泛白发绿的腐肉调到地上，气味跟着出来了。有点难以形容，你知道在很脏的厕所里放上腐鱼的味道吗？血已经不能大量的涌了，从坑坑洼洼的肉里慢慢溢出。一个护理专业的女志愿者拿出碘酊倒上去，抓起卫生棉，细细地擦拭。医生调好药，帮他绑上去。

　　眼睛里同样是麻木，道：你的脚烂得很厉害了，今早上为什么不过来？他绷着麻木的脸说：你们愣个忙，嘿嘿，人又多，我那边要人守到得嘛。

　　我们有的队员实在坚持不住，逃开他的视线范围，呕吐不止。过了一小时，在我们和警察的百般劝说下，他终于肯上了救护车。但要求必须有人帮他守住厂子和油站。

二

　　5月13日，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十小时。

　　媒体对事件全程关注。事态严重到让我们，由于生命本能驱使已经明哲保身的我们，产生了极强的冲动——同胞，我来了，我来救你们！

　　将近12个小时的联系与准备，重庆志愿者医疗救援队成立。我们定于14号一早赶往灾区。20几个人，并不全是医务人员，更多的是大学生。他们去，或许不能抢救伤者，或许甚至不能运送尸体。却义无反顾，我们要和灾民们在一起！哪怕是端水送饼干，和灾民们聊天，至少让他们知道，你们不会独行！

　　几经周折，15日凌晨，重庆第一只志愿者队伍到达绵阳市。从进市区开始，路边就密密麻麻的搭满帐篷，楼里肯定没人住了。完全坍塌的倒极少，至少绵羊市区的情况还算有序。人们大多都已熟睡，他们累了，强烈的震感使他们身心俱疲。每几个帐篷外都有守夜的，从他们的反应看——有人玩起扑克，有人谈笑风生（我真切听到爽朗的笑声），恐慌已经在慢慢散去。大巴在城区路上走得很慢，在我们和市民相互交错的掌声里，互相交换着感动。

　　顾不上安营扎寨，简短与指挥中心做好衔接，我们直接奔赴灾民暂时聚居地：九州体育馆。由于我们出发时离地震时间不到48小时，体育馆的影像资料还没有在电视上有所反应。启程离开重庆前，医生让我们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对于身处校园的普通大学生，这样的提醒是必要的。我惊诧于现场的状况，不如想象中惨烈，却很凄凉。安静，没有哀嚎，没有呻吟，甚至没有啜泣。广场上搭满了帐篷，医务人员奔走忙碌。灾民们一点不慌乱，不知道他们是无可奈何还是已经被巨大的悲痛搞到几近麻木。血迹斑斑，崩裂的头皮，肿胀的面孔，无助的眼神。没有机会和灾民谈话，因为我们的任务是送一批药品过来，然后马上回指挥中心安营休息，天一亮就赶往北川。

三

　　画面回到清晨。除了那位留守者，灾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旗帜。人很快聚集过来。一位灾民说：从12号到现在（15号清晨），没有人来救我们。谢谢你们，你们都是好人。谢谢。对于这个情况，我很是纳闷。擂鼓是北川的必经之地，相隔5公里，而且就在路边。为何北川的施救非常到位，而这里却无人问津？我肯定不相信没人知道，更不相信是有意放弃。同样的生命呀！新闻的引导出了问题？哪怕是一个连，擂鼓的生命会延续很多。

　　镇里的情况很不妙，楼房坍塌的比例和程度绝不亚于北川县城。大震当天，群众自发组织救援。先是各顾各家，然后统一安置老人。而稍有难度的，他们无能为力，没有工具，只有用手。没伤和轻伤的人全部参加救援。心是坚强的，终归势单力薄。用当地灾民的话说：该死的都死了，该活的也都活了。

　　没有电视上一个又一个的所谓生命奇迹，也没有一个个救灾英雄与壮烈的感人事迹。

　　仅仅就是救人与被救，和听见同胞呼唤而束手无策的真实无奈。奇迹是人创造的，当解放军，救援队，甚至外国救援队在北川，德阳，什邡等地创造奇迹感动中国的时候。他们，擂鼓，千千万万个擂鼓镇，早已无奈接受了命运的责难。

　　我们在镇口的一户人家家门口塔土灶，熬上防疫病的汤药，分发给过往灾民。他们的情绪和九州体育馆的人一样平静。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麻木，身在现场，谁也一样。无论悲痛喜悦，情感是奢侈品，他们需要的是生存！很冷静，他们有药吃，有水有饼干。嘴里都不停的叨念：谢谢······好人······除此之外，很少有别的话。地震吓着他们了，没了家，死了亲人。这种麻木是巨大打击后的正常反应，是人潜意识里的抗拒反应，谁也没办法一下接受这所有的遭遇。有个人说：其实老百姓是很知足的，给他们一点吃的，他们会感恩戴德一辈子。

　　有人手断了，只有皮肉包着，一晃一晃的，就像袋子里装着双节棍。我们队伍里有中医，很轻松帮他接上，覆上药，打上夹板，世界上就少了一个残疾人。一个老人在震中被石头击中颈椎，坐不直了，医生帮他牵引。没有一个人哭泣，呻吟。

四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麻烦。

　　从汶川方向翻山出逃的灾民路过我们医疗点，当时汶川方向的路基本没通。灾民们只有翻越荒山，在泥石流，余震，暴雨的威胁下往情况相对较好的绵阳逃生。有的走了1天，有的两天两夜，还有汶川的走了两天三夜！一路上没吃没喝，能够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幸运儿了！一位灾民说:“那天下午在地里头的做活路儿，当时一震，就看见房子全部沉到地底下去了。田坎一下就冒起老高，十几米哟。坎坎上头有二十几个人，全部一哈都到山上了。山上的大石头打下去几个。整个村我们都看得到，我屋头婆娘在睡瞌睡，我看到我屋一哈斗散了（他这时哽咽了，这是我在灾区第一次看见眼泪）。有几个不死心，回家去看，看到他们下去就不在了。

　　一个人的倾诉引起大伙的哀伤，情绪在此时慢慢的爆发了。无法修饰，我只能完整的记录下来。

　　一对老夫妻端着防疫汤，对我说：“走了三天，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了，一路上啊，冲走了，走不动了，全部留在山里面了。政府好呀，党好，好人呐，你们是。”一个老人开始流泪。“我们的孙娃子麽了，学校垮了。一个8岁，一个14岁，哎······哎······都麽了。”他拉起我的手，很有点激动：“都是多聪明的呀，乖得很。现在就只得我们两个了，朗格办哟？”我说：“爷爷不怕，政府会管你们，真的，不伤心了。哈哈车来了，你们多拿点吃的走。”现在回想起来，我希望我不是在编造一个善意的谎言。

　　一个穿得不怎么像灾民妇女带着好几个孩子，也来拿药。我很好奇，便走了过去。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绵竹，我们那里已经垮的不像样了，银行超市全都没了。本来绵竹还算很不错的呀，现在什么都没了。”

　　她的情绪好像很稳定，我将话题放得开一点：“绵竹在震前是什么状况呢？”

　　“好哟，剑南春都是我们那里的。在这一片区我们算很好的，像我这样外出打工的人可能是最少的。这是我侄儿，”他指指身边的青年，年纪和我差不多，青年含蓄的笑笑。“他妈妈被压死了，房子没得了，本来在绵竹一个月还有5.6百的工资，现在只有和我一起去广州了。”她又指指身边的其他几个孩子，都约莫17.8岁。“那个蓝衣服是邻居的孩子，他爸爸妈妈都死了。其余的是我的女儿。这次回来就想把他们接出去，学校垮了，他们还要读书。也怕有瘟疫，死人太多了。”说到瘟疫，她刻意压低了声音。

　　“哦，什么时候回来的？”

　　“12号就一震就请假，开始老板不让回来，说地震都完了，还回去干什么？后来知道严重就放了。先坐飞机到成都，然后不是没有车吗？就找的私车（其实就是黑车），反正高价嘛。心里急呀，全家都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黑车司机的良心。发国难财的人，在逝去的生命面前，你的子孙会为你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这将成为你家族的永恒污点！

　　“全家？现在就剩。。。。。。？”我扫视了他们几个。

　　“老人还在，但是他们不走。”

　　“为啥子也？”

　　“老人说，病要来，带娃而走。我们老了，实在没法死了就算了（在此处有点哽咽）。这是我的家得嘛，死买，还是在家头踏实些。”她将泪水憋回去，接着道：“就是不晓得我们这一走，啥子时候还可以回来。有好多人这一走就可能看不到拉”她的泪水决堤。她缓和一下情绪，问我：“其实我晓得，我们冷个走是不是有点不好？”

　　“不不，你不要冷个想，不是你抛弃家乡，而是你在求生存。为你，也为你的娃儿些。你把他们带到广州，跟那边联系过了没得？”

　　“还没有，先离开这里再说。应该有人管吧？”

　　“应该是，政府会管的。”

五

　　翻山逃难灾民越来越多。

　　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有人开始哄抢起来，药，水，饼干，方便面。场面很混乱，饥饿让人们失去理智。原本的的麻木不见了，那绝不是浮躁所能形容，而是狂躁。人这时是没有人性，完全回归了动物的本性。他们咆哮，拉扯，甚至扭打。就为了一瓶水一盒饼干。可以理解的，本来我们就是需要食物生存，当生理达到极限，就完全恢复本能，心理的控制完全无效。没有人能够控制，我们不行，我们身边的警察不行。特殊的情况下没有规则。哪怕用枪指着他们，他们同样会抢。慢慢的，灾民们看到物资完全足够，各得其所之后，才停止了疯抢。胡乱拿了不少药的灾民，自觉的还回来。又重新排起队，等我们分发，给他们治伤。

　　我们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将近15个小时，救治与发放食物喝水将近2500人。

　　下午，我脱离团队和四个队友一起，步行进入北川县。我们的行程在北川中学前终止。除了军警，没记者证的不准进！据说是因为中午的时候有人冒充志愿者去救援现场偷死者身上的财物！我哑然无语，只好悻悻归来。

　　那一路上是有点臭的。毕竟死得太多，安置工作没法到位。对于北川，没什么好说了，车多，人多，物资多。每分每秒不间断的，官方的，民间的，空中的，地上的，物资不停往里运。我们的队友苦中作乐，开句玩笑：“里面都可以开超市了！”还有军队堵在北川县收费站口，没进去。与擂鼓及周边天壤之别，——爱有点偏心了！

　　画面又回到送留守者上救护车的时候。天已经快黑完了。我们继续回绵阳指挥中心过夜。

　　16号，上午胡总书记进入北川视察；下午封城消毒。所以我们也就没再进北川了。在指挥中心做了一天的物资调度与协调工作后，于16日晚上返回重庆。17日凌晨到达。

　　因为我受到冲击与震撼，我记下这篇自己的见闻和一点感想。不为了煽情，希望大家能实实在在为灾民做点事。

陈行之

1

    今天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早晨我离开家的时候，穿红马甲的清洁员像以往的任何一天一样推着沉重的三轮车，在胡同里挨门挨户收集着垃圾；我所在的街区位于奥运会马拉松比赛沿线，几年以来一直在进行大规模整修，所有沿街店面和民居都被翻建成了青砖灰瓦的传统样式，看上去就像是换了一个世界，现在，分散在各个工作点上的工人已经开始摆弄材质很好的原木了，一个工头模样的人正在呵斥干活的人；卖菜的小贩有的正在把趸来的蔬菜拉进菜场，有的已经码摞好了蔬菜和水果，在摊位吆喝开了生意；一家信誉很好的烧饼铺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简陋的木桌旁吃着早餐；上学的学生像老年人那样背着沉重的书包走向学校；马路上的汽车渐渐多了起来，在一个狭窄地段形成拥堵，一个性急的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离公务员上班还有两个小时时间，机关大门仍旧关闭，巍峨的办公大楼静悄悄的显示着庄严；报纸分销点前灯火通明，报贩们正在把沉重的报纸搬到自行车上去；在胡同被蚕食的地方，一座被防护网遮护的大楼黑黢黢地挡在眼前，吸纳着身上沾满了油渍、泥土和铁锈的民工们，敲打声和卷扬机压压的响声混合成了一支交响……这的确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四十二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一个日子，我就像刚刚看到的那些中学生一样，背上书包，走出胡同，在胡同口一家小吃店花一毛钱吃了早点，到缸瓦市车站乘坐22路公共汽车，经过甘石桥、西单商场、西单、六部口，在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石碑胡同（现在这里坐落着国家大剧院）下车，往北穿过长安街，进入南长街口，这时候就可以看到我的中学母校北京六中的大门了。那天我也许看到了与今天同样的情形：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卖油条的小铺以及拥挤向学校大门的学生……我完全不知道，就在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些人发出了一个通知。正是这个通知，把中国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把所有人都推向了地狱。

    这是一个什么通知？本人不敢造次，还是引用权威说法。材料来自人民网，标题是：《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55）：〈五一六通知〉》，全文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大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逐条批判。它完全抹煞建国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成就，歪曲国内阶级形势和党、国家的状况，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通知》严厉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正确观点，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这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个通知，五月十六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才极为显赫地载入了历史，才有了我今天的话题。

转自百度百科

    苏丹达尔富尔(Darfur)地区位于苏丹西部，与乍得接壤，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这里地势较高，降雨量多，自然条件仅次于苏丹南部和尼罗河沿岸，蕴藏的石油等自然资源也有待开发。约有80个部族生活在达尔富尔地区，错综复杂的种族和宗教矛盾导致这一地区的暴力冲突持续不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居民与信奉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的黑人居民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位于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区地域辽阔，面积约为25万平方公里，人口估计为600万。达尔富尔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乍得和中非共和国接壤。1994年以来，该区在行政上划分为北、南和西达尔富尔三个州。同苏丹其他各州一样，达尔富尔三个州也各由一位州长（Wali）治理。州长由喀土穆中央政府任命，地方行政机构给予辅佐。主要城市中心包括达尔富尔三个州的州府：南达尔富尔州府尼亚拉、西达尔富尔州府埃尔杰奈纳和北达尔富尔州府埃尔法希尔。埃尔法希尔也是历史上达尔富尔区的首府。此外，还有几个大市镇分布全区，是地方行政和商业中心。但大多数人生活在通常只有几百户人的小村庄里。达尔富尔三个州的经济主要依靠自给和有限的工业农务以及牧牛。

    达尔富尔是1650年出现在杰贝尔马拉赫高原地区的一个由苏丹统治的领土，历经风雨直至1917年落入英国之手并归入苏丹版图。 居住在达尔富尔的部落群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部落群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冲突爆发后却趋于尖锐化。不过，个人对谁效忠仍取决于部落的从属关系。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部落结构，虽然在尼迈里统治时期由于地方政府的组建而削弱，但仍在达尔富尔发挥作用。有些部落几乎清一色是定居的农民，主要依靠在7月至9月雨季期间和雨季之后种植庄稼为生。有些定居的部落中还包括牧民。在农民当中，有富尔、巴尔尼、塔马、杰贝尔、阿兰加和马萨利特等部落。在基本定居的牧民当中，一个主要部落群是南里泽伊加特，以及扎格哈瓦人。此外，达尔富尔还有一些牧养牛只和骆驼的传统的游牧和半游牧部落，其中包括塔艾沙、哈巴尼亚、贝尼赫尔巴、莫哈米德等。应当指出的是，达尔富尔的所有部落都信奉同一宗教（伊斯兰教），有些部落确实拥有自己的语言，但阿拉伯语是通用的。

    长期以来，土地一直是达尔富尔政治的中心问题。达尔富尔的土地传统上归集体所有。土地按传统划分为家园（“达尔”是家园之意），实际上是各个部落可根据历史称为领地的地方，这对民众的自我认识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现行将土地划归各个部落所有的传统形成于二十世纪初期，当时达尔富尔的末代苏丹阿里·迪纳尔颁布这一划分办法，得到了所有部落的普遍接受。这种传统的土地划分办法在地理上并无明确界限，但大体上可以看到一些趋势。例如，在西达尔富尔北部和北达尔富尔西部的一些地区，扎格哈瓦部落占绝大多数，该地区也称为“达尔扎格哈瓦”（扎格哈瓦家园）。在西达尔富尔州府埃尔杰奈纳的周围和南部，马萨利特部落也有自己的家园。达尔富尔的意思是富尔家园，但该部落的家园实际上位于达尔富尔区中部杰贝尔马拉一带，从达尔富尔三个州的交界之处向三个州的腹地延伸。里泽伊加特部落主要位于南达尔富尔南部。有些部落，包括绝大多数游牧部落，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传统上在属于其他部落的土地上穿行。虽然这种将土地划分为不同部落家园的做法已实行许多年，但部落之间的大量通婚和社会经济联系已使部落和家园的明确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和粗糙。不过，民众自我认识为部落成员以及与部落结构相联系的社会网络，仍然是达尔富尔人口分析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特征。

    从历史上看，土地归部落成员集体所有，其使用由部落首领决定。部落首领在分配土地给部落成员居住、放牧、耕种或其他用途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在1970年代，土地法作了修改，个人拥有土地成为可能。虽然土地现已划归各州所有，但拥有土地一年以上的人可以提出法定所有权的主张。没有土地的人想要获得土地，就更要表现出对政府的忠诚。

    近些年来，生态和人口的变化对部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达尔富尔作为大撒哈拉区域的一部分，虽然拥有一些农业用地，特别是在杰贝尔马拉高原一带，但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贫瘠的沙漠。干旱与荒漠化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带来冲击，对稀有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关系尤其紧张。如同下文所述，寻找牧场和水源的牧民常常侵入农民的田地和果园，导致流血冲突。部落之间为便于牲畜活动而商定的走廊通道，多年以来从未得到尊重。随着肥沃土地越来越少，定居民众也逐渐失去对季节性访客的容忍。

    干旱和荒漠化不仅对达尔富尔，而且对整个撒哈拉区域都产生了影响，导致乍得、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其他国家的游牧群越来越多地迁移到较为肥沃的达尔富尔地区。普遍认为，这些移民最初被达尔富尔的土著群体吸纳，但随着人潮蜂拥而至，加上干旱期间生活条件变差，新来者和当地人之间发生冲突，关系紧张。

    达尔富尔各部落习惯用传统法律解决分歧，尤其是发生在游牧部落和定居部落之间的种种纠纷，比如可引起部落间冲突的谋杀和偷牛事件。传统上，部落成员之间的纠纷由有关部落首领和平解决，通过会面达成彼此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州则作为中立调解人。但尼迈里总统采用了新的地方行政结构，正式废除了部落制度。新结构中的行政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拥有行政和司法的权力。虽然各部落继续非正式地实行部落制度，但这一制度已大大削弱。地方领导人常常根据他们对政权的政治忠诚度选定，而不是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他们有时要通过州治安机构获取资金和巩固权力。这意味着，当州不得不插手解决传统冲突时，州不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仲裁人。

    部落间冲突由于从乍得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等地流入的武器增多而进一步加剧。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渴望与乍得执政者保持友好关系，而为了抑制它在该区域的野心，一些外国政府向该区域大量提供军火。此外，有几次乍得人武装叛乱也是从达尔富尔发动的。由于更容易获取武器，苏丹南部的冲突也对该区域产生了影响。其结果是，各大部落和一些村庄开始组织民兵和村庄自卫队，他们实质上是一帮随时可以保卫和促进部落或村庄利益的武装人员。

    1980年代后期发生的部落冲突实质上是定居部落与游牧部落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富尔部落与一些阿拉伯游牧部落之间的冲突。阿拉伯游牧部落组成了一个类似于联盟的“阿拉伯聚会”组织，而富尔部落的一些成员也成立了一个名叫“非洲地带”的团体。1990年，政府和地方部落首领对冲突进行了调解，但在随后几年，紧张状态依然存在，这些部落之间的冲突也依然持续。一些达尔富尔人对巴希尔政府的愤恨因此而加剧，而巴希尔政府显然既无能力、也不愿意切实地应对达尔富尔正在发展的局势。

    在达尔富尔当前冲突中，以及在冲突发生之前数年里，所谓非洲裔和阿拉伯裔部落之间的区分成为关注的重点，个人的部落特性有了更深的涵义。在很大程度上，区别来自边缘化的累积效应、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以及最近席卷整个区域的政治分化。“阿拉伯”和“非洲”的区分在过去一直是一种消极的区分，但现在已成为站在政治界线不同一边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对自我的认识和对别人的认识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3年2月，由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组成的“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两支武装以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活动，要求实行地区自治。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达尔富尔地区的严重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担忧，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为援助达尔富尔难民和缓解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做了大量工作。联合国安理会于2004年7月和9月先后通过第1556号决议和第1564号两项决议，以改善该地区的安全局势。2004年7月和200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两次前往达尔富尔地区，以推动和平进程。非盟也一直是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举行和谈的重要协调方。为监督冲突各方停火和实现该地区稳定，非盟还向达尔富尔派出军事观察员和维和部队。2004年4月8日，在非盟的调解下，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曾达成停火协议，但协议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自2002年8月起，非盟先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7800多名维和士兵。

    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下，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先后进行了多轮谈判，但一直未能取得重大进展。2006年3月10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在4月底之前达成全面和平协议。5月5日，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了和平协议，从而为结束达尔富尔长达3年多的流血冲突迈出关键的一步。根据这项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而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

    2006年6月，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会谈，双方就苏丹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移交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在2007年1月份将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移交给联合国。

    2006年8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06号决议，决定在得到苏丹政府同意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苏丹政府重申，为维护国家主权，坚决反对这一决议。

    2006年11月16日，苏丹原则同意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的“安南三阶段方案”。随后，联合国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少量军事顾问，开始了三阶段方案的第一阶段计划，但后两个阶段的部署未能落实。2007年3月8日，苏丹总统巴希尔表示，支持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部署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但对混合维和行动的司令人选、混合部队的规模等一些细节问题有所保留。

    2007年4月9日，苏丹、非盟和联合国三方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原则同意启动第二阶段计划，但苏丹仍对其中少数要点持保留意见。

    4月11日，作为中国政府特使结束对苏丹访问的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在北京表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苏丹方面已原则接受安南第三阶段方案，但对混合维和行动司令人选、混合部队的规模等一些细节问题有所保留。

    4月13日，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扎嘎瓦部落和阿姆卡姆拉提部落在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签署和解协议，同意终止两部落间的流血冲突。

    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4月15日报道，苏丹已经与联合国和非盟就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的混合维和部队的职责问题签署了一项联合协议，协议明确规定了联合国和非盟维和部队在达尔富尔的职责和作用。苏丹政府4月16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确认苏丹全面接受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驻联合国和非盟混合部队的第二阶段方案，包括同意联合国向达尔富尔地区部署武装直升机。

    4月23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过渡权力机构和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会总部启动仪式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过渡权力机构从当天起开始履行职责。 

    7月15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国际会议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行。会议将协调各方立场，为重新启动达尔富尔政治进程作准备。

    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769号决议，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大约2.6万人的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混合维和部队。

    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哈利姆对联合国安理会31日通过有关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驻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混合部队的决议表示谨慎欢迎。

附：维...基...百...科

-达尔富尔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3234568

杨鹏

    《读书》杂志向我约稿，要我对吴敬琏先生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写篇评论，我感到十分为难。中国当代学术界前辈中，无论是文章还是人品，我最敬重的莫过于吴敬琏先生。虽然读过不少吴老的文章，也多次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受益很深，但总的来说，对吴老的思想进程我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达不到整体把握的程度。 

    为了写这篇评论，我只好仔细重读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找来《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等几本吴老著作认真研究了一遍，似乎慢慢理清了吴老近年来思想的一些升华路径，也似乎逐渐触摸到了吴老思想的一些核心结构。一边阅读吴老的著作我一边在心里想，如何才能比较凝聚地将吴老的想法和风格展示出来呢？我想到了“站在中间，三面作战”这样的描述。这个“中间”，就是吴老反复提及的“新中等阶层”，即现代企业家、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医护人员、教学人员等。而这个“三面”，一面是毛时代的旧既得利益群体的残余，用吴老的话来说，就是“旧体制和老路线的捍卫者”；一面是改革以来形成的官商特权既得利益者，用吴老的话来说，就是以权谋私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受益者；一面是某些有暴力平均主义革命倾向的新左翼人士。这样的概括，未必完全符合吴老自己的想法，只能算是从我自己的特殊视角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将这样的话语结构转用到改革上来，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提法：“谁是改革的阻碍者，谁是改革的促进者，这个问题是改革的首要问题。”吴老的理论生命，与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命运紧密相连。阅读吴老的著作，我总在寻找这样的信息：吴老支持谁，反对谁？这样来寻找，我似乎找到了吴老的“阶级立场”，吴老是站在新兴中等阶层立场上讲话的。吴老在“三种社会力量对待改革态度的分析”一文（1999年）中，对三种不同社会力量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谈到了阻碍改革的两种力量，一种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在命令经济中有既得利益的人们，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的现实中坚力量，但他们仍活跃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种是新既得利益者，“这些新既得利益者和留恋计划经济‘好时光’的旧既得利益者不同，他们并不希望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去，但也不愿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除了这两种阻碍改革的社会力量外，在这篇文章中，吴老对促进改革良性发展的社会力量的定义仍然还是十分模糊的，他谈到他们是居民的大多数（机关干部、工农大众、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家、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力图建立的，是一种符合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以便求得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吴老在这篇文章中对健康改革力量的阶级定义的模糊性在2006年底的《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一文中被彻底改变了，他明确地提出了新中等阶层。文中写道：“如何对待在现代社会中崭露头角的中等阶层（西方统称为‘middle class’，在中国，有时也译为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对任何一个现代政党而言都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等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各取代传统社会性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医护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大。”吴老后来在许多场合的发言中，反复强调中等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他强调要使传统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社会”（少量的权贵和多数的贫困人群）转化为现代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中等阶层为主体）。 

    从新中等阶层的价值立场和原则取向出发，吴老三面开战，他反对“旧体制和老路线的捍卫者”，这些老旧的保守人士怀念着旧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旧特权，希望中国走回头路。吴老并不太担心这些人能对社会大众有多大的影响，但很担心这些人凭借他们在体制内的某种历史地位而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吴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认为一些特权腐败官僚和官商们不断扩大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控制，通过设租和寻租掠夺大众。而且吴老认为，旧体制的既得利益保守分子与现体制的一些特权腐败新既得利益分子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前者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政治干预和控制，后者则将这种政治干预和控制转化为特权腐败的私人资本。权力资本化，前者在强调特权，后者在资本化。在《正本清源，分清是非》（2001年）的这篇文章中，吴老明确提到：“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可以看到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支持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端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主张回到集权计划经济和‘左’的政策。” 

    在反对旧保守主义和新权贵主义的同时，吴老对社会中开始出现的某种平均主义暴力革命极端情绪也保持了警惕。他在“法治中国”（《财经》2003年第1期）的对话中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呢？是不是过去所说的‘大民主’或者‘群众专政’？现代社会所说的民主制度是‘宪政民主’，也就是说，任何权力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约束，而不能容许存在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而是把主权赋予某一不受约束的主体，所谓‘主权在民’，会变成雅各宾式的领袖专政和暴民专政。”他明确地反对“大民主”和“暴民专政”，他反对新暴力革命者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两极分化和腐败的问题。他在1998年《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财经1998年11期）中就说过：“成问题的是，这些人并不善于也不愿意在诚实的劳动和经营中使自己和整个社会富裕起来，却有一种倾向，总想在不断进行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分一杯羹。如果这些人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就会变成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革命’的社会基础。”他并不希望“不断革命”不断出现，他不愿看到一些新政治野心家以解放弱势群体为旗号来实现自己的集权控制。 

    从“站在中间，三面作战”角度出发，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吴老其他方面的论述。他强调自由市场制度，因为自由市场竞争是中等阶层健康成长的制度前提；他强调法治，因为中等阶层要用法治来约束权贵，也要用法治来约束可能的暴民，也要用法治来调解他们自己内部的交换关系；他强调宪政，因为宪政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使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不能侵犯中等阶层的权利；他强调民主，因为民主是中等阶层有序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保障；他强调社群自治和公益组织的发展，是因为中等阶层倾向于组织自己的建设性的公益团体。 

    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吴老有一个基本的隐性前提，这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中等阶层是最具生产性的，而其他“三面”则不具有生产性，不是财富的生产者。这“三面”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他们都是追求通过权力来抢夺和分配财富。吴老之所以“站在中间，三面作战”，是希望中国最具生产性的社会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使中国成为一个以创造和生产为核心的秩序井然的充满活力的国家，而不再是一个以暴力分配资源为核心的混乱和衰败的国家。贫困群体的发展之路，不是重新追求集权与分配，而在于逐步进入中等阶层，成为中等阶层的一员。唯有中等阶层发展壮大，贫困群体的发展才会有真正的社会依托。在这个意义上，吴老是在强调，唯有跟着中等阶层的需要、价值和原则走，中国才有希望。所谓改革，就应该是为新中等阶层的成长开道。 

    《圣经》中写道：“旷野中有人呼唤，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吴敬琏先生是在呼唤：“预备自由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道，修直新中等阶层前进壮大的路。”

(《读书》2008年第1期)

狄马

    宽容是一个美好的词，因而现在标榜宽容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究竟什么是宽容？怎样宽容？谁对谁宽容？许多人其实不甚了然。以为只要是宽容，就是什么都可以谅解，什么都不要追究。宽容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垃圾筐，成了藏污纳垢的代名词。

一

    实际上，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宽容，一开始并不针对世俗生活，而首先指的是宗教宽容。当基督教国家因为教义和礼拜形式而发生长时间的流血斗争的时候，欧洲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洛克等人，看出了基督教世界之所以战乱不断，并不是因为存在着各种不同教义，而是拒绝对各种不同教义实行宽容。因而他们大胆提出，应当对各种教派实行宽容。首先应当把王权从教权中剥离出来。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之所以在地上设立公民政府，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公民的世俗利益，这些世俗利益包括生命、自由、财产以及附着在这些之上的房屋、土地和其它财物的占有权；而关于来世的事情，国王知道的并不比一个乞丐多。也就是对于通往天国的道路，国王和妓女一样不熟悉。他不但无权指导别人，他自己也需要上帝来指导。“上帝的归于上帝，恺撒的归于恺撒”意思就是恺撒掌管今世幸福，而永生得救的权力只能属于上帝，而在永生得救的事情上，国王肯定不像我自己一样关心自己。因而，国王无权插手宗教事务，人们也并不能以国王参加那个教会而判别教派的高低，教义的是非。

    在宗教团体内部或团体与团体之间，上帝并没有赋予一个团体和个人高于另一个团体和个人的权威，因而人们只能凭借良心的指引，来决定自己信仰什么宗教和遵从什么礼拜形式，因为任何一种宗教如果不是来自自己内在的真正确信，就不会获得上帝的悦纳。因而，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无权把自己喜悦的宗教与信仰法则强加给别人，除非自己也乐于接受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强加给自己的宗教与信仰法则。如果你确信他在来世的路上走岔了路，惩罚的权力也在掌管来世的那一位，与你没有关系。况且你走对了没有，也需要那一位来判断呢！

    把这样一种宗教信念向下落实为世俗生活的准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它主要表现为，对各种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的容忍和理解。人们在不侵害他人的前提下，可以自由行使各种天赋的与人为的权利，只要这些权利的行使不影响其他社会成员也享有同样完整的权利，法律便无权禁止。自己选择自己负责，就这样成了近世以来的文明通则。

    既然宽容是一种信念，那么，就像它脱胎而自的宗教信念一样，应该具有主体性。一个人可以通过投靠自己不喜欢的人发财致富，也可以通过服用自己恶心的药物治好疾病，甚至可以和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做爱达到高潮，惟独不能通过自己不喜欢的宗教和内心鄙视的礼拜方式获得永生。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有了运用良心的自由，才能谈得上宗教宽容。同样的理由，一个世俗生活中的人也只有具备了主动选择的条件和能力，才能讲宽容。一个被捆绑了手脚，动弹不得的人是谈不上宽容的。就像狼吃羊，狼可以因厌食、肚饱、怜悯等原由“宽容”羊，而羊在自己的脖子被咬断的时候说，我因为宽容你，故而不想还击，我认为你是在讲笑话。因而，对宽容这样一个价值概念而言，笼统地标榜是毫无意义的。你得弄清它的主体和对象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谁对谁宽容？是政府对老百姓，还是老百姓对政府？是暴君对良民，还是良民对暴君？抑或暴君对暴君，良民对良民？

    我认为，作为一种价值信念的宽容，在语态上是主动的。因而，弱者、被压迫者、遭受强权欺凌的人是谈不上宽容的。因为宽容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能力。一个人只有在自己可以选择并可以负责的范围以内才有资格讲宽容。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哪怕是过失或成绩，也没有机会接受道德评价。一个在皮鞭和棍棒下，为秦始皇修建陵寝的囚徒，即使他把兵马俑打造得美仑美奂，也不值得称道；就像古罗马斗兽场中的奴隶，即使他杀死的狮子再多，在道德上也既不能招致恶损，也没有机会获得美誉，只能引人同情。中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仅河南信阳一地一年之内就饿死农民一百多万。这些扛着“三面红旗”的农民，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大炼钢铁，有谷不能收，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整家整户地饿死，整村整村地断绝炊烟，而随后的“反瞒产”运动，又掘地三尺要他们交出多余的口粮，仅余一口气又不想立即就死的人只好外出逃荒，却又被荷枪实弹的军警挡回。理由是外出逃荒“会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最后，这些“人民群众”就只能回到家里等死。对于这些乖乖走回去而没有造反的农民，你可以说他们“善良”，也可以忍心害理地说他们“懦弱”，但惟独不能说“宽容”。因为大家知道，那些架在路卡上的机关枪不是闹着玩的。

    弱者、被压迫者、遭受强权欺凌的小民百姓在行动上没有主体资格，被专制、强权或意识形态剥夺了行为能力，因而，他们在生命本能的驱使下作出的被动反应与“宽容”无涉，只能称作“忍耐”。只有强者、统治者、拥有强权的人，或至少是在力量上大体相当的集团和个人，才有资格实行宽容。但综观人类漫长的演进史，形形色色的霸主、党魁、巨型组织的寡头、独裁者有因为一时高兴而“大赦天下”的，有惧怕乱民造反而“招降纳叛”的，有为拾遗补缺而“察纳雅言”的，有为江山永固而“轻刑薄赋”的，但真正体仁爱民，依靠自己内在的道德力量悲悯他们的生存，捍卫他们权益的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一般来说，底层百姓的苦难并不会使得统治者良心发现；相反，牛马般地隐忍和牺牲换来的往往只是虎狼般地侵害与作践。直到要等到有一天，这些“愚民”们吃尽家中最后一把糠皮，地上没了草根，树上没了树皮的时候，暴乱才会真正发生。当然，除非你的力量强大到能够改朝换代，否则，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治人者对“乱民”总是要赶尽杀绝的。即使风暴平息，历史的尘烟已湮没了昔日的恩怨，他们雇佣的史家，还会毫不留情，将这些反抗者斥之为“匪”，为“盗”，为“乱臣贼子”的。

    因而，我并不是反对宽容，而是觉得宽容应当首先针对政府。由于权力和信息分布的不对称，导致宽容的主动权不在百姓，而在政府。退一步讲，也至少应当官民一律。一个宽容的提倡者对政府镇压百姓熟视无睹，对军队枪杀学生充耳不闻，对百姓忍无可忍的反抗，却斥之为“暴力”， 斥之为“破坏稳定”，我就觉得，这不是真正的“非暴力主义者”，而是“伪非暴力主义”者；他所提倡的“稳定”也不是真正的“稳定”，而是像太平室或坟墓一样的“稳定”。

二

    1786年8月，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的数百名农民，因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加上独立战争结束后，市场上对于粮食的需求大减，农产品价格猛烈下跌，尤其是早年为国家出生入死的老兵更是因为伤残、不善经营等原因收不抵债，而根据美国法律到期不能偿债就得入狱受刑。就这样，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维护国家的自由与独立，放弃了祖上的财产，经受了除死亡之外的一切苦难，而现在当他们青春不在，缺吃少穿的时候，国家不但没有兑现给他们早年承诺过的任何补偿，反而以监狱和镣铐对待这些衣衫褴褛的缔造人。这种种苦境逼得许多农民铤而走险，决心用枪跑提醒这个忘恩负义的国家公正地对待它的恩人。他们拿起了武器，甚至好多人拿的只是农用的桶板和草叉，就向波士顿进发了。领头的正是退伍老兵丹尼尔·谢斯。一路上，他们提出平均财产权，废除一切债务等纲领，并冲进一些县法院捣毁了审案的卷宗和材料，在遭到政府军的弹压后分散各地坚持游击战争。虽然起义最终持续了不到一年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却十分显著。它暴露了一个松散的邦联对于处理公共事务的无力。

    当时民主派领袖托马斯·杰斐逊以公使身份寓居巴黎，听到起义的消息后，对起义者深表同情，并怀着兴奋的心情给约翰·亚当斯的夫人——艾比盖尔·亚当斯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热情地赞扬了农民的反抗精神，说：“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时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希望它始终生气勃勃地保持下去。在[政府]不公正时，这种反抗精神将时常加以运用。但是运用，比一点儿也不运用要好。我喜欢不时发生一次小小的叛乱。它好似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1] 而在此前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里，他已公然声称自己“宁要自由下的危险，也不要奴役下的安静”。

    在叛乱被平息，事情差不多过去已快一年，在给朋友威廉·S·史密斯的信里，他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庄严写道：“我们有13个州，独立11年了。只有一次叛乱。这等于每个州在150年内才有一次叛乱。过去有哪一个国家存在150年而没有一次叛乱？而什么国家能保存它的自由，假如他们的统治者不时时被警告说他们的人民保持着反抗精神？让他们拿起武器吧！补救之道在于让他们弄清事实，赦免他们和抚慰他们。在一两百年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要紧呢？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2]并说农民起义是因为“人民不可能总是消息灵通的。犯错误的那部分人的不满，是与他们对事实误解的程度成正比例的。在这样的误解下，如果他们保持沉默的话，那就是萎靡不振，而萎靡不振就是公众自由死亡的前兆。”[3]因而，他郑重呼吁：“但愿每隔20年发生一次这样的叛乱。”[4]

    我不知道诸位在听到这样的议论时有什么反应，我自己是深深地为这种清新刚健的声音所打动。杰斐逊之前，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过因为笼络人心、稳定秩序、甚至逢年过节一时心血来潮的需要而赦免叛乱者的先例，但真正出于对专制的由衷憎恶，对自由作出如此积极而深远地回响的，我是第一次听到。我为人类智慧在基督信仰的引领下，突破自身利益局限而达致的高度惊骇不已。从小我被告知说，资产阶级是腐朽的，是没落的，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家利益的，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外交大臣，帝国主义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一个与自己亲手缔造的国家为敌的“乱党”，却发出如此悲天悯人的声音，这是我无论如何在读它们之前所不敢想象的。

    我的祖国自我懂事起就告诉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人伦的根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可这个美国人却告诉我，假如统治者不时时被人民的枪炮声警醒，国家就不可能长久保存自由；打小我从父辈那里接受晓谕说，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并且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可这个美国人却告诉我，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时是非常可贵的，并希望始终保持下去；对于这样的叛乱，老实说，“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才符合我的思维定势，甚至对犯上作乱的人“灭门九族”“凌迟处死”也绝不会使我意外，可这个美国人却公然号召国家的敌人“拿起武器！”，并请求“赦免他们和抚慰他们”。

    在此，我想提醒诸位的是，这是一个从二百多年前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当这个身穿燕尾服，看上去有些土气的驻外公使，用鹅毛管笔写下这些意气风发的句子时，我们的乾隆爷爷正大搞文字狱，四处剿杀白莲教、天地会呢！不要说乾隆爷爷，即使时光已过去了二百多年，自由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试想一下，假如我们的东部发生了叛乱，我们的开国元勋，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会采取什么措施，以什么心态来对待？近世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在衣食器物、行旅用具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灵，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制度、礼俗还停留在丛林里。时间在我们这里仿佛停滞不动。

三

    再回到宽容的话题上。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宽容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它有个主体和对象的问题，也就是资格问题，不是谁想“宽”就能“宽”得了的。除了资格问题外，宽容还有个方法问题，即前提和条件的问题。前面我们说过，宽容的世俗准则就是对各种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的容忍和理解，但它有个条件，就是你的这种意见和生活方式，无论表达与行使都不得损害他人。可问题在于，假如有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还宽不宽容呢？假如宽容，又该怎样宽容呢？是应该依照“自己选择自己负责”的原则，追究损害者的法律责任呢，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作为受害者是应该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放弃一切要求赔偿和惩处的权利，还是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一个公民社会里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尊严和权益呢？在坏人当道、恶人横行的社会里，一个公民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是应该依照自然法的原则采取他认为合理的一切手段讨还公道呢，还是应该本着“一切朝前看”的原则，自认倒霉，主动承担一切后果，甚至像阿Q一样说声“儿子打老子”了事呢？

    2007年 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叫赵承熙的韩国留学生，用两把手枪射杀了32位同校师生后举枪自尽。可在案发后社区为遇难者举办的守夜祈祷仪式上，他们点燃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其中一位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不仅如此，在校方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次日安放在校园草坪上的石灰岩纪念碑是33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 赵承熙”。赵的纪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了伤感的纸条。其中有两个纸条是这样写的：“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对于这种种做法，中国人感到恨惊奇。一些人在文章中问自己，也是在问全体中国人：为什么我们只想到“32”而想不到“33”？那让我们惊讶和意外的“33”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只有“32”的悲伤经验，而没有“33”的悲伤经验？“33”究竟比“32”多出什么？

    而许多中国人对美国人悼念凶手的做法并不陌生，16年前中国人就领教过一回“爱义人，也爱不义人”的神圣传统。1991年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包括自己导师在内的五人后饮弹自尽。然而，令中国人想不到的是，在案发后的第三天，受害人之一、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就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致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中称，卢的家人也是受害者，他们彼此应以宽容的态度分担悲伤。

    老实说，在读了这样的文章后，我的内心首先感到的是一种震撼，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力量如雨后春风潜入我的意识深层，撼动着我固有的精神坚冰；但同时我也有种不安，担心这种忽略制度背景的描述，会给中国人一种误导：看哪！西方人也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原谅恶人的——毕竟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相对主义传统的国度。

    可事实上，无论是在2007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还是1991年的爱荷华大学的校园枪击案中 ，凶手都已经死了。凶手死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古老的“杀人抵命”原则得到了兑付，不过完成之手不在法院，而在上帝。上帝以凶手自杀的方式使社会正义在血案现场显现。即使凶手不死，以美国丝丝入扣的法律制度，开放透明的舆论监督，凶手也不可能逍遥法外，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也不可能得不到应有的赔偿。现在，就让我们以“小人之心”猜度一下：假如这两起校园枪击案的凶手没有死，不但没有死，而是好好地活在世界上，甚至每杀一次人都得到了单位的提拔、领导的重奖，而受害人及其家属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但得不到来自政府的任何补偿，反而遭到有关部门的监控，甚至当受害人的家属到政府门口上访时，还被以“破坏治安罪”关进了大牢——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习见的那样——美国人及其受害者的家属还会不会原谅凶手？

    也就是说在美国人化敌为友、以德报怨的宽容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制度文明和法治秩序在起作用。在那样一种高度完善的法治秩序和文明背景中，美国人根本用不着担心，法院会“吃了原告吃被告”，凶手会装病保外就医或干脆以行政处分代替惩处，舆论会遵从一个统一的口径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即使凶手已经死了，他们也不用担心，受害者是乡下人，命价只能以三折优惠。在这两个故事里，受害者的家属都没有提及法律责任，而没有提不等于不知道，倒恰好反映出，在那样一个发达的制度文明和宪政框架内，一个受害的公民对他的政府以及民间各种救援组织寻求公正的信心，尤其是对那样一桩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命案来说，根本就用不着他来提醒。而在一个高度腐败的社会里，所有的权力都是穿一条裤子的。恶人可以通过行贿买通法官和警察，不法之徒可以利用掳掠来的钱财喂饱所有的官员和媒体，让他们噤声或暗中助力。受害人的冤屈和悲伤没有一个合理的渠道来申诉。他们啼哭，无人倾听；他们举哀，无人叹息；他们祈求，无人理睬。除了诉诸仇恨，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能干什么？

    这时，你不用跟我装逼，说这些人心中没有爱只有恨，不懂得“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的道理。因为人性的弱点是，灾难离自己遥远时容易超凡脱俗，只有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才可能将心比心。没有一个人、一个民族是愿意轻松面对自己的罪行的。在恶人得不到惩处，受害者得不到抚慰的情况下，不用说宽容因不具备起码的条件得不到实现，即使真有一个“大度能容容尽天下难容之事”的人——像唐玄奘对待吃他的妖精那样——宽容也未必值得称道。因为社会正义在没有社会强制力的推动实现以前，宽容并不具备使作恶者自动警醒的魔力；反而会使他觉得受害者软弱可欺，作恶有利可图。既然“多行不义”不但不会“自毙”，反而会使他的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地发展，他干嘛不把“杀人放火”当成一个“经济增长点”来抓？

    可见，宽容是离不开社会正义的；离开社会正义的宽容是软弱的，是自欺欺人的。这样一条原则不仅适用于世俗社会，甚至是在宽容的源头——宗教宽容里也得到了很好地体现。比如，在一个独立的教会里，人们出于对上帝的虔诚，可以宰杀小牛、小羊甚至烧烤小牛小羊身上任何部位的肉以为献祭，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蒙上帝悦纳，小牛小羊又是自己家的，长官和他人就无权禁止；但如果有人别出心裁，认为牛羊献祭不时髦，他要以婴儿作为祭品——像古代中国以童男童女祭神一样——就万万使不得。因为这侵害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那么，宽容与社会正义究竟何者更重要呢？我认为是社会正义。因为社会正义实现不了，宽容就无从谈起；而宽容实现不了，社会正义率先实现了，宽容就可以随着人们的信仰实践、文明程度的提高逐步解决。《圣经》上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可见，不公不义直接影响的是人们的心灵。它使许多人的爱心绝望，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公义。如果把一个社会比作一条大江大河的话，不宽容污染的是水流，不公正则污染的是水源。

谢志浩

    最近发生了好几件关于大学的争议事件。我记得秦晖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教育有问题，但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现在，我接着秦晖先生的意思说：中国大学有问题，但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其实哪国的大学没有问题呢？为什么单单中国大学问题这么严重？不会是危言耸听吧！

　　我一直身处大学之中，可以说我是一个纯粹的大学人，因为，除了在大学任教，没有担任过其他领域的任何职务。所以，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就有一个感同身受。眼看着中国大学富裕起来，眼看着大学里面涌现许多成功人士，眼看着今日大学乐观的发展趋势。由于看不懂大学，就特别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学，自己接着开始忙活，追寻中国大学的历史，分析中国大学的制度安排，梳理当代大学的问题，编了两本书《重建大学的尊严》、《北京大学改革：反省与更新》，总算是把中国大学的问题弄明白了。民国时期的大学，是我研究的一个参照系。现在看来，谢泳、陈平原、杨东平、智效民，这些研究大学史的先进，都有美化民国大学的冲动和倾向，我自己也未能免俗。为什么这些先进都存在美化民国时期的倾向呢？当代的中国大学实在不争气，民国时期的大学，就算再不怎么样，也还是有底线。

　　为什么我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底线，首先，大学校名不会像当代大学变来变去，院系名称也不像现在五花八门，涵盖的学科也不会飘忽不定。这些都是大学的皮毛，民国时期不学无术的党棍根本不可能在大学里面如鱼得水，横行无忌。那时候学生会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那时候的校长，所服膺的大学理念，差不多都是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那时候大学没有校训则已，一旦有自己的校训，都具有典雅的文字和深厚的底蕴，哪像我们匮乏到只能想到“爱国、奉献、团结、创新”，而且就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互相克隆。

　　那时候，大学教授作为学术共同体，尽管有左中右派别之分，但是，在大学理念、学术操守方面，大家具有底线认同。最关键的是，那时候，大学的学术生态循环中，政治和经济绝对没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大学的力量。尽管国立大学，经费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是，政府干涉大学的事情，不能过度，因为大学具有独立的品格；那时候大学教授共同体的程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知道哪些教授做的是真正的学问，而且教授的意见政府必须重视。同时，大学奉行兼容并包，所包容的都是具有真性情的学者，根本不敢把退休官僚兼容到大学里面。所以，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都是当代中国大学的稀缺资源，而这些，民国时期的大学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这一代：不敢向权势集团说不，有能耐向草根说不；向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的晚辈邀宠献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生又打又骂；没有勇气传播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有能耐呼喊“美国炸平中国东部就可以进行西部大开发”；没有胸襟提拨真正的学者，但是经常聘请明星成为客座教授……

　　要我说实话，中国大学确实已经有太多问题，但是，穿过黑夜的我的手，还是能够触摸到一点光明，厦门大学不就把谢泳聘过去了吗？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既然，大学已经暴露了这么多弊端，通过望闻问切，就会清楚病灶在哪里，我是改良主义者，所以，我觉得宏大目标、点滴努力吧！

── 原载 新京报

谢泳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家中附近被暗杀，时年不到48岁。

　　闻一多参加民盟后，对民主运动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他被暗杀之前，昆明发生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中，闻一多都是主要参加者。闻一多对于民主运动的理解，和我们后来评价他时所强调的那些东西并不完全一致，许多同时代在政治上认可闻一多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于闻一多的评价也是不完整的，他们的那些评价，现在看来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闻一多，在他们笔下，我们只看见了一个政治性的闻一多，而没有看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闻一多。因为有一句“我们要写朱自清、闻一多颂”的话，在对闻一多的理解上，我们就只强调他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一面。其实闻一多是反对一切专制的，不是只反这个专制，而不反那个专制，只要是对民主和自由有利的东西，闻一多从来都是认同的，而一切不民主不自由的东西，在闻一多看来才是不能接受的。闻一多不是某一党派某一团体的闻一多，闻一多是知识分子的闻一多。

　　闻一多《最后的演讲》是一篇名文，因为选进了中学课本，这个演讲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但我们为了只宣扬闻一多的某一面，就把他的另一面掩盖了。我们常见的《最后的演讲》是一个经过了删节的文本。这些删节的内容是有关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态度的，闻一多说：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中国的一个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种转变。①

　　因为我们后来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更因为有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我们就连闻一多说过的话也不要了，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不合适的。

　　闻一多最看重的是自由和民主，所以他对于民主运动的主要政治诉求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国家能不能给人民以更大的自由和民主。他的这些理想最集中体现在他和潘光旦、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由费孝通执笔起草的《致马歇尔特使书》中。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主和自由问题上最有代表性的文本。他们在文章中说：“所谓民主的基础，最基本的是保障人权的具体办法，要使中国人民能享受无虞威胁的自由。依我们的分析，以往中国政治不能走向民主是因为军队私有和特务组织的活动。军队私有是一件事实，不论在名义上是否国军或党军。在一党专政之下，合法的军队只有党军，在独裁政治面目下，所有党军也是最高权力私人的武力。所以解决自私军队不在改换任何名义和符号，而是在取消党治和独裁。党治和独裁既是建立在武力之上，所以要取消党治和独裁势是非把军队彻底改组不可。”②

　　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考虑是较为乐观的，因为他们那时已经享有了一些基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如民间报纸杂志的存在、自由结社的存在等等，只是因为这些自由和民主常常受到干涉，所以知识分子就已经非常不满足了，他们还要为他们所认定的理想中的自由和民主而奋斗。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与他们早熟的民主观念有很大关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容易产生激进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实际政治操作之中，二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过于理想化。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对于当时有些教授的偏激言论，曾发出过如下的感慨：“晚，勉仲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③

　　因为梅贻琦一直负责实际工作，经常和国民党高层人物有接触，所以他在四十年代相对其它大学教授，就更多一些理性，看法也更合乎实际。他曾和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像潘光旦、吴晗、闻一多这些参加了民盟的教授），他曾在日记中说过“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随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④

　　梅贻琦是一个理科出身的大学校长，他认为自己对政治没有多少认识，只是认同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五十多年以后再来看，我们得承认，正是这个对政治没有多少了解的人，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感觉比其它文科出身特别是以政治学为专业的那些教授（如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潘大逵等）更有远见。那时梅贻琦对于闻一多的激烈态度早有看法。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曾说：“昨日一多在联大校友会演说词中提及憎恨母校，梅校长为此震怒，欲将一多解聘，余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⑤就是朱自清，那时也不是很赞成闻一多对政治过于热心，他说：“一多来访，谓彼已向梅校长正式提出辞职，希望我接替其职务。我推荐王了一，彼不甚同意，认为梅校长和冯可能不会接受了一。我们谈到浦，一多认为他常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建议，而且可能与学生相处不好。我决意不接受此职，但答允帮一多处理本学期的日常事务，因他确实太忙，在政治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⑥

　　闻一多在早年清华和美国留学时是知道民主和自由的好处的，也可以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青年时代就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民主，抗战以后，他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受到了很大的干涉，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弹，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在民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从最坏处想，总是要求他向最好处做去，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在面对中国社会复杂的局面时，没有想到在政治问题上要价过高是最没有现实感的。

　　他们在给《马歇尔特使书》中还说过：“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民主政治中心的民意立法机关。国民党至今还是坚持在抗战之前所选举的国民大会。可是我们认为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即使当时确是能代表民意的，到现在因时间的变迁也已失效，何况这次选举是一党专政时代的产物呢？我们相信你对于欧洲类似政治下选举的结果必有明白的认识。选举的意义是在人民能在自由表示意见。在言论没有自由，在政党不能公开活动，在特务监视之下，选举不过是一种形式。民主政治的民意机关是决不能在一党专政下产生的。因之，我们觉得除非我们能以假民主为满足，国民大会的代表必须改选，而且要在各政党能公开活动，言论、结社、集会得到自由之后，才能选举出这种代议制的民意立法机关。”从四十年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民主现状有一种特别急迫的要求。闻一多的激进，就与他那种急迫的心情有关。

　　闻一多被暗杀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这样公开的法西斯行为对中国知识界的伤害是非常重的。

　　是谁暗杀了闻一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国民党特务暗杀了闻一多。对于闻一多的被暗杀，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对暗杀行为的叙述，实际上也存在着各种复杂性，我们现在可以对这种复杂性再做一次叙述。这种叙述主要依据的是以下三种文献，一、《程一鸣回忆录》，二、沈醉的回忆录，三、唐纵的日记。

　　沈醉是闻一多被暗杀以后到昆明调查此事的当事人之一。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以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军统特务干的。沈醉当时是军统局总务处长，但他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就连当时军统局局本部主管此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沈醉说：“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⑦

　　蒋介石对闻一多被暗杀非常生气。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把刚刚上任的全国警察署署长唐纵派到昆明去调查此事，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闻一多被暗杀，这绝对是一件法西斯行为，但蒋介石在这一事件过程中的态度，我们也要尊重历史。我们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唐纵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此事的态度。他派唐纵到昆明去调查，就说明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闻一多被暗杀后不久，马歇尔在庐山见到蒋介石，曾对他说起过这些事情。司徒雷登后来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曾说：“马歇尔将军指出近于无休止的内战迹象和一些似系政府方面的过格行为。他旋即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这使委员长尴尬万分。事后马歇尔将军说，他当时曾犹豫是否当着中美两国双方的面直接了当地说出这件事。然而是蒋委员长自己提及这一点。我本人对这种会谈方式以及马歇尔将军直率的谈吐感到高兴。”⑧

　　从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态度，在那样复杂的局面当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据司徒雷登说，后来对李闻暗杀案的处理，也是听了他的意见。他说：“我提出三条措施。一是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并公开保证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不必因党派、政见及其它活动而惧怕…… 二是取消对大量业已查封的报刊的禁令……三是如果可能，不日内即召集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作为结束训政建立宪政的及时措施。”⑨蒋介石当时虽然对于他自己的作法做了一些辨解，但还是原则上完全同意了司徒雷登的建议。

　　唐纵奉命之后，先和毛人风商量了一套办法，才由南京飞到了重庆。当时军统局大部分已迁回南京，正在忙于改组为国防保密局，人手一时不够。据沈醉回忆：“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脸，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谄。在唐和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的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

　　唐纵日记是非常私人化的文本，一般说来，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在自己的日记中做假，因为他们自己也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日记将来会落在哪里，会派上什么用场。唐纵后来去了台湾，但他的日记却没有来得及带走。我们现在把唐纵日记中有关闻一多被暗杀的记载抄在下面，并和沈醉、程一鸣的回忆对比着看，从中就能得出一些更为接近事实的判断。

　　7月16日晚十时，在吴秘书长公馆会商昆明近日接一连二凶案处置问题，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方所为？

　　7月17日在国府商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吴铁城约陈辞修商量时，陈首先而坚决的表示，此事件决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当商电卢汉返滇主持侦察破案。余旋电牯岭报告，晚上牯岭电话，主席嘱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陈总长要我明晨七时即出发。我以准备不及，改后日起程。

　　7月18日上午赴马台街开会，午访教育部朱部长，商昆明教育界之联系。晚，毓麟来商国际问题研究所结束事，余交付彼一章，托其全权办理。关于昆明办案事，毓麟嘱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余曰然！此事各方均极重视，推论纷纭，友朋对我此行，无不关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

　　7月19日由京飞渝晚发三电至南京，严家浩不必调来滇，调程一鸣由沪直飞昆明协助。经与严佛研究，严家浩太老实，不能发生作用，程一鸣办案颇有经验。并请人凤转知为彬，彼在川前派林钦贤组织袍哥，四处招谣，已由行辕下令通缉，嘱其注意，不可无限制的利用袍哥。

　　嘱达举布置宜宾、泸州，以防凶手由昆来川潜逃也。

　　7月20日沈醉许建业来访。许建业对于云南袍哥颇熟悉，沈醉建议用奇策，余均派其搭赴贵阳飞机前往协助。余多留此数日尚有必要也。

　　上午十一时访张主任岳军，谈甚久。先从昆明事件谈起，继谈警察总署之成立，与将来之做法。彼对于昆明事件之看法，为下级同志出于义愤者所为；对于警察总署希望各地人事与教育能统一配合，希望裁保建警不可操之太急，并询问警保处何时成立，将来组织人选如何？

　　7月21日访朱一民先生，请示警察总署意见，表示警察与特务应分开。

　　7月22日晨五时，昆明修元来一长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余复一电，此事对外不可有所推测，以免招尤，沈、许到滇，亦不可声张，明日赴滇面商，不必详电也。

　　电人凤此间《新华日报》、《民主报》披露军统局密令一则，须提出抗议，要求中共缴阅原文，否则就是捏造。捏造就是自作暴行，而嫁祸于人的阴谋。

　　7月23日下机后修元、毓桢、少侠等报告李闻案真象与经过情形，余诚以对外谨慎言论。邱卫华来，对于杨立德被逋，甚恐影响到龙志舟、卢永衡，竭力解说，希望改善杨之待遇。观其用意，似在兼顾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而将杨案避重就轻。

　　主席电饬敬日前回浔报告，余以奉命来此，初到不能即离，故电主席稍缓一二日。

　　7月24日下午五时茶会，约集昆明党、政、团、教育、军、警、宪等机关负责人茶会，表示中央意旨，希望彼此切实联系，从速破案。

　　夜与程一鸣、刘叔琬商量李闻案。

　　7月25日缪云台邀谈，表示社会需要安定，需要统一。最后表示，彼数月来与民盟无来往，与闻一多尚未认识，对此案无意见。

　　7月26日由昆飞沪。

　　7月27日抵沪，寓九十四号仙岩饭店。

　　晨乘中航机由沪经京飞浔，十一时抵九江，渡河，与蒋孟邻、毛人凤同车赴莲花洞，换轿上山，约计二小时抵牯岭，旋为十几记者包围，采访昆明消息，余谨慎应付，未告真象。

　　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余曰，请示方针。曰，已告顾总司令，此事务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顾、卢、霍、张今日已赴昆明。

　　遇张镇国，谓嵩山受领袖痛骂！无计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查处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

　　7月28日三时许奉召晋见，问何时行？余曰，明日下山，星期三有机赴昆明与张镇国同往。曰，张镇国现在何处？余曰在夏令营，并陈明李闻二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为，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则暂做悬案；又曰，前嘱顾总司令将处理经过用飞机送来一阅再发表，现则不必，即在昆明处理发表可也。

　　主席饬交通部派专机明晨送我赴昆明。

　　7月29日晨起赶下山。经查实，交通部飞机并没有来浔，于是候下午回航飞机返南京。

　　7月30日乘飞机赴沪。

　　7月31日由沪抵昆。旋即往访卢主席、顾总司令。卢语我，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解决办法：（一）由警备部交出凶手，研究审讯方式与案情；（二）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继与顾总司令商定将李、闻分开，由警备部解决闻案，李案由地方从容解决，原则即做如此决定。晚在金碧别墅，张贞夫、冷融庵、霍嵩山与余商量具体步骤到一时许。旋嵩山，来告李、闻案情经过详情、真象。

　　8月2日张镇国来，余告以对稽查处人员须特别开导，晓以利害，动之以感情。

　　8月4日电牯岭请求回京，一、因此间事布置业已就绪，有顾、张、冷在此处理可无问题；二、因警总筹备亟待我归京处理；三、因人以我与军统局有关，对我留昆反多疑惧，殊足以增加处理之困难。

　　8月5日在卢公馆商谈李案办法，卢主席请求将杨立德释放，以释群疑，并表示杨立德并非龙之人，当年系彼派出者，释放后彼可招呼，决无问题。顾墨公无表示。别后余语冷庵云，为争取卢之向心力，杨立德应予释放，请其转达墨公早日决定，融庵亦同意。

　　8月6日梁漱溟代表民盟今日抵昆，张寿贤伴来，将先报告中央对此事决定之经过，同在卢公馆商量应付之策。

　　杨立德释放后，决定不予公布，并保持秘密，以使共党、民盟宣传落空。

　　8月7日上午与卢主席冷及融庵研究李公朴被刺案情。下午往访张监察使，彼谈龙志舟主滇情形，及龚自知与龙之关系。傍晚赴巫家坝飞机场与周总司令至柔晤面。周含主席命来。传达闻案意旨，现在此案外间知者甚多，尤其美方业有详尽调查，必须认真办理。美方表示，美国固然痛恨共产党，但同时也痛恨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厉害，当年德国向英美表示愿与联合打共产党，英美人民觉得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可怕，故与共产党联合打德国。这是值得注意的。研究良久，大家的意思交嵩山带回去准备。

　　8月8日刘叔琬、张镇国来，出示案情简略草率，甚不怿，当即表示不满，并责备一鸣不负责任。旋即亲赴嵩山公馆，融庵、卢夫亦到，当即将余所理解者述出，由朱应瑞笔记。照此办案，余觉若再任其摸索，不知何日可以了案。下午与顾总司令、卢主席等复至周总司令处会商办法。至此，本案已有八成真实性了。

　　8月9日梁漱溟昨日招待新新闻记者，表示李闻案必须组织特别法庭，参加调查共同审判。

　　8月10日周总司令今日由牯岭来昆，传达处理闻案意旨。此案算已大定，余决明日偕同周总司令返京。⑩

　　程一鸣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他在参预此事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当时程一鸣已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1946年6月1日，他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庐山打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立即飞赴昆明，帮助唐纵破获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

　　程一鸣到昆明以后，曾和唐纵有一次谈话。程一鸣回忆说，我问唐纵：“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的经过怎样？有没有破案的线索？”

　　唐说：“这两件暗杀案已交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和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办理，现在还没有头绪，你去和他们研究怎样破案。”

　　程一鸣和李毓桢、龚少侠都是军统的官员。程一鸣他们研究了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的经过，他还到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检查了闻一多父子被枪杀的现场。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根据当天目击者的指证和现场军用吉普车等物证，认定闻一多是被云南警备总司令派人打死的。程一鸣查获了闻一多被杀的全部事证、人证、物证后，认为暗杀闻一多的主谋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并把他调查的结论告诉了唐纵。唐纵听完以后感到处理这个案件非常为难，因为唐纵和霍揆彰是黄埔同学，又是湖南同乡。

　　唐纵问程一鸣：“你看这个案件应该怎样处理？”

　　程一鸣说：“处理这件案有两个办法：一是将查获闻一多被暗杀的全部经过向老先生报告，建议由宪兵司令部派人来昆明，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的凶手逮捕法办。因为这是军人犯法，内政总警察总署无权过问。二是请唐先生和霍揆彰商量，将全部案情破获的经过告诉霍揆彰，请他自动将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真实情况向老先生报告。如果霍揆彰同意，唐先生将在昆明破获闻一多被暗杀案和霍揆彰商量的详细情况，电报老先生。”11一般来说回忆录多是靠不住的，单是回忆录，如果没有旁证，我们也不可完全凭回忆录来判断是非，程一鸣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情况，证之唐纵日记的记载，可以说大体上是准确的。

　　程一鸣说：“过了几天，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来昆明。唐纵和他们一起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公馆里进行商谈，我没有参加。商谈后，唐回来告诉我，卢汉提议将李公朴、闻一多两案缩小，冲淡对外的影响，只公布闻一多暗杀案已被破获，不提李公朴暗杀案。张镇认为，如果宣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对政府和老先生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是说驻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暗杀案时，混进了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委员长心里很气愤，下午在闻一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因此才跟踪闻一多父子到了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从身上拔出手枪将闻一多打死。两个宪兵这样做，是激于义愤，和政府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只要依法惩办这两名宪兵，就可把事实的真象掩饰过去。”12

　　沈醉回忆了他和唐纵商量如何找人来顶替的事，沈醉说：“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其它犯人来代替。他还许愿：对于愿意出面顶替的军统分子，则不问他罪行大小和刑期长短，只要完成这次假凶手的任务，便可立即释放，并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去担任较好的工作以为报酬。”

　　沈醉连夜到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在二十多个被囚的军统特务中，只发现一个在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姓王的人符合这些条件，但这个人又很胆小，怕宣判死刑后当场执行来不及换出来。因为他更清楚，在那种场合下，要把他当做牺牲品，大特务们也是像家常便饭一样干得出来的。沈醉再三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操在他们手上，什么时候执行完全可以由他们作主，谁也弄不清楚他们会换上一个，同时沈醉还做主加了五两黄金的奖金，那个人才答应了。

　　第二天，沈醉向唐纵回话的时候，唐纵又说一个人不够，最好有两个人。沈醉答应他再到重庆站担任秘书工作的特务去挑选一个。唐纵催沈醉要早点办好，他不能在重庆耽搁太久，因为蒋介石原来是叫他马上飞昆明的。

　　当天中午，还在进行挑选时，唐纵突然派人到处找沈醉，叫沈到他住的地方——戴笠在重庆神仙洞建的公馆去吃午饭。沈醉去的时候，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三个人早等在那里。唐纵见到沈醉之后，便说不必再找人，要他先去昆明，因为毛人凤已有电话来，说云南站已找到了线索。饭后，他们五个人便一同去机场，临时由航空检查所拉下几个旅客，乘了当天的班机飞到昆明。

　　他们到达昆明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云南站长王巍等把他们接到李毓桢家里。马上开会。王巍提出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当时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唐纵听了之后便决定叫沈醉不必出面，由他去和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先谈谈，看情况怎样再决定。因他和霍是湖南酃县小同乡，私交一向很好，要避免对霍刺激，怕引起麻烦。唐纵并决定，他自己住到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在复兴新村的家中，其余的人则住在李毓桢的家中，每天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第二天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毫无结果。霍对此事竟不肯承认，还要唐帮助破案。这时，唐才说出他已带来了几个军统中的老练侦察人员，可以帮同进行调查。同时，唐把云南站查获的全部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并说明霍对此案企图抵赖，因此他对此事处理很棘手。沈醉当时主张把云南站所得到的材料向霍提出来，看他怎样，但唐纵不赞成这么做，怕把事情闹僵，不好收场。

　　以后几天，唐虽然向霍暗示已了解到这件事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霍仍然矢口否认。当时由于各民主党派一致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并保障民主人士生命安全，蒋介石才又派顾祝同到昆明查办。在此同时，蒋还把霍揆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霍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撤职，并叫拿出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两人公开枪决，以了此案。实际上，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是叫人冒名顶替的。

　　在这之前，霍揆彰还准备利用这一事件来一次借刀杀人的把戏，以欺骗舆论，推卸责任，又借机会狠狠打击一下云南的地方势力。为此，他曾一度放出风声，说是云南前主席龙云的儿子龙三干的，并立刻开始搜捕。龙三闻讯，赶忙逃往昭通老家躲避，然而几个与龙云有关系的旧部却被捕了。唐纵怕这样做更会增加麻烦，劝霍不要这样干。最后霍才从监狱中拿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假凶手，顶替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去枪决。枪决前，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鬼用洒灌醉，执行时沿途警戒森严，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真正的凶手，霍揆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十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已由霍揆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些人。直到1947年，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编为整编九师的时候，王子民等人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继续保护起来。

　　事后，沈醉从霍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人方面了解到，当时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派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料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霍在抗战时任过洞庭湖警备司令。沈醉回忆说：“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1947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程一鸣、沈醉的回忆录在个别细节上略有出入，但同唐纵的日记对比来看，他们说的那些事实基本是一致的。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对于此事也有一些记载，证之前述二人的回忆和唐纵日记的记载，我们对于闻一多惨遭暗杀的情况就能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梅贻琦说：“上午十时偕自昭、柳漪、勉仲往地方观审凶犯汤时亮、李文山二人，汤为警备司令特务营长（湖南衡阳人），李（湖北人）为该连排长，二人似为正凶无可疑，惟皆为特营官佐，而于出事之日，又皆便衣带枪（偕一军需上士在逃未获者）出营，未久即至云大会场，听到闻之演词遂‘激于义愤决下毒手’。此实巧极，不无可更研究者。法官三人为陆军总司令部、省保安司令部及宪兵十三团之代表，讯时系择其预审供词要点特为重讯，并以为观审了然者，于是否有人主使特分别追问，犯人皆称无有，可以见之。点半散庭，下午2点再开庭，余则未往，盖已无关紧要矣。”13

　　从梅贻琦的口气中可以发现，他对于这次审判也是有所怀疑的，以为太巧合了。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程一鸣、沈醉回忆录和唐纵日记的可靠性。

注释：
　　①②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1077页、963页，199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③④ 13《梅贻琦日记选》，《近代史资料》总70号190页，171页，198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⑤⑥《朱自清全集》10卷399页、388页，1998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
　　⑦《军统内幕》，转引自《清华校友通讯》复刊10期282页
　　⑧⑨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编 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2页、3页，1990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⑩《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630至38页，1992年群众出版社
　　11、12《程一鸣回忆录》71页，1979年年群众出版社

王友琴

    张东荪，男，１８８６年生，知名政治学教授，１９４９年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１９６８年１月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的特种监狱“秦城”。1973年，张东荪死于“秦城”监狱。

    不但张东荪本人，还有他的儿孙，都经历了恐怖的遭遇。

    张东荪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时候，已经８２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７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１９６８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

    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在“秦城”，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是一个特点。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东荪被逮捕，他的妻子也因此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１６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１９６６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反对的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常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鲁伊

　　绝大多数的贫穷、病苦与不公正，发生在远离我们视线的角落，而拥有能力和掌控资源的人，太忙于向上看与向前看，因此，必须有人充当转告者的角色，去战胜因为无知而导致的冷漠。

　　一个月前的一个早晨，我在迪拜机场，等一架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起飞的飞机。窗外大雾弥漫，候机厅里，横七竖八，或坐或卧，一地疲倦得没了表情的旅客。漫长而看不清终点的等待，最能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必须做点什么来转移对那些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未来的不安——比如说，看看杂志。

　　我看的两本杂志是《经济学家》和《商业周刊》。它们的封面标题——《廉价食物的终结》以及《贪婪能否拯救非洲》——和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密切相关。2007年底，中国政府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埃塞俄比亚捐献了价值25万美元的粮食，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因此邀请中国记者团参观当地的粮食发放和其他援助项目。

　　一路上，我一直试图阻止自己做这样一道数学题:一张机票等于多少非洲人一日的口粮？这是把问题太简单化了。经济学家早就告诉过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的零和博弈，而是一个科学和技术可以改善关注力所及的每一个个体生活水平的正和博弈。按传统解读方式，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的贫穷、病苦与不公正，发生在远离我们视线的角落，而拥有能力和掌控资源的人，太忙于向上看与向前看，因此，必须有人充当转告者的角色，去战胜因为无知而导致的冷漠。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支转告者的队伍实际上是在日益扩增的:媒体，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经济学家，商业企业，名人和明星……通过这些转告，我们看到一个破碎的非洲，一个经济凋敝、政府腐败、疾病蔓延、饥荒四起、战乱频仍的大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有些是童话故事式的。比如，多几个像安吉丽娜·朱莉和麦当娜那样乐于收养非洲儿童的大明星，就可以让非洲的战争和艾滋病孤儿不再流离失所。有些是结合了商业与时尚的，比如，买一个红色限量版的iPod nano或一件阿玛尼的红色T恤，就能帮助募得足够的款项解决非洲的艾滋病、结核和疟疾问题。有些是理想主义的，比如，抛弃高薪职位和优越生活去做一名志愿者，就会带给非洲新的血液和希望……

　　当然也有更挑战旧有观念的解决方案。《经济学家》的封面故事说，因为富起来的中国人2007年平均比1985年多吃了30公斤肉，还因为美国人把1/3的玉米产量转化成了乙醇，全球正面临着1845年以来粮食供应最短缺、粮价最高的时刻。不过，这也许也是一个解决全球粮食问题的契机。通过减少西方国家的粮食补贴、转为资助发展中国家急需粮食的贫困人口、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并从价格上涨中获益，就能够让那些农业人口占就业人数2/3以上的最贫困的国家登上经济发展的阶梯——按照这一理论，埃塞俄比亚，绝对可以是粮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商业周刊》则给出了更为大胆的方案——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文章中说，“大多数非洲领导人的共识是，只有私人投资才是通往(非洲)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作者还引用了加纳总统库福尔(John Agyekum Kufuor)的话，“投资者把钱放到可以盈利的地方，生意就是生意”。

　　过去几年中，全球对于非洲援助项目的反思可以当做帮助理解这些激进方案的注脚。不将各国的单边援助计算在内，自1963年成立之日起，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价值400多亿美元的粮食援助，其中半数以上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然而，截至2004年统计数据，这里仍有2.035亿人常年处于因饥饿而导致的营养不良中。早在1978年，国际社会就曾经发出庄严的承诺，“到2000年实现所有人的健康”，但如今的情况却是，在非洲，艾滋病流行之外，肺结核和疟疾卷土重来并有失去控制之势，上亿穷人依然没有任何基本健康服务。在过去的50年中，非洲是所有大陆中经济和政治表现最差的，在各种国家排序上，非洲国家都位于最底层。东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地区是全球93%的绝对贫困人口集中之地，但从1981年以来，前两者的绝对贫困人口在下降，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却如同氢气球，一路飙升。

　　为什么？在注入这么多的援助之后？

　　如果投入更多的钱，更多的粮食，更多的人力，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事情或许会变得简单得多。但是，有一种情绪，比冷漠无知更为可怕，那便是怀疑:如果非洲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危机陷阱呢？《华盛顿邮报》一项调查显示，从80年代开始，非洲悲观主义在从事援助工作的国际组织和人员中的流行程度远远超出人们想象。非洲背上了“腐败的大陆”的坏名声，人们开始认为，面对一双双永远掌心向上的乞讨的手，任何努力都注定要失败。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因提出“休克疗法”而享誉全球的发展问题专家，是第一批向非洲悲观主义发起挑战的学者之一。在他的新作《贫穷的终结》中，萨克斯尖锐地将当前的援助形势比成苏联工人讲过的一个笑话:“我们假装工作，而你们假装付给我们工资。”他说，“很多穷国通过了改革的行动计划，但在实践中却做得很少，预期得到的收益就更少。而援助机构着力于一些标志性的项目而不是为整个国家提供援助，这些标志性项目正好可以使它们登上新闻头条”。

　　经历过“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轰动性成功与在俄罗斯令人沮丧的失败，萨克斯得到的教训是，不要对一个答案轻易说“不”，也不要对一个答案轻易说“是”。非洲是如此复杂的一个大陆，没有一种解决方案，可以脱离对它独特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的解读。身为一名儿科医生的丈夫，萨克斯指出，一种像高烧这样的具体症状，可能反映了几十甚至上百种病因，医生需要一系列的诊断才能最终做出判断，开出药方，传统的援助和发展实践，也应当经历一个多维化、个体化、临床化的转变。

　　以我的水准，不足以判断《经济学家》、《商业周刊》和萨克斯哪一个更有道理。我只知道，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同时存在着善良与邪恶，成就与失败。爆炸的火光可以吸引方圆几十里范围的注意，而炊饭的炉火常常只在厨房的一角默默闪亮。接连发生的爆炸，未必意味着希望和未来的全部毁灭，扑灭了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一场大火，也不代表宣告了未来的胜利。

　　在我读完两本杂志之前，飞机终于在延误了7个多小时后飞往亚的斯亚贝巴。雾会散，飞行员可以调换，油箱可以重新加满，破损的零件可以替代……旅程总要继续。飞机餐端上来的时候，餐盘上照例摆着红色小信封，一个仅以餐盘蔽体的黑人女孩从照片里直勾勾地盯着我，那是阿联酋航空基金会为非洲饥饿儿童募捐的广告。我知道，在未来的几天中，我会无数次遭遇同样的眼神，但我也清楚，对于这样的眼神，除了一颗慈悲的心和几张钞票，我们也许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予。

三联生活周刊

－－人的智商是否由基因决定？这是一个危险的课题。

袁越

　　诺贝尔获奖者、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博士不久前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暗示黑人的智商比其他人种低。可就在今年12月9日，英国《泰晤士报》爆料说，沃森有16%的基因很可能来自黑人。

　　如果此事属实，是否说明黑人一点也不笨？可是，一个聪明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傻话呢？看来黑人的智商确实有问题？

　　无论怎么推理，结果都令人尴尬。因为人的智商历来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你可以嘲笑某人个子矮，但绝不能指责他的智商，因为高矮胖瘦指标明确，智商界定就没那么清晰。科学家只能从极端的情况着手，研究最聪明和最傻的群体之间的差别。

　　先来对比一下人和黑猩猩吧。今年5月，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宿兵在《人类突变》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声称他领导的小组发现了一种名为KLK8的基因在人和猩猩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该基因负责编码一种丝氨酸蛋白酶(Neuropsin)，这种酶在人脑中含量很高，被认为与大脑的发育密切相关。人的KLK8基因只比黑猩猩的相差一个基因位点，但这个位点改变了该基因的剪切加工，使得人类的丝氨酸蛋白酶要比黑猩猩的多45个氨基酸。这多出来的部分究竟如何起作用的呢？目前还不得而知。

　　相似研究在人身上就不好做了，因为人类之间的基因差别很小，很难找到规律。今年12月初，英国伦敦心理学研究所的罗伯特·普洛民(Robert Plomin)教授在《基因大脑和行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人类基因对智商的影响不大。普洛民教授找来了7000名7岁儿童，让他们做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测试题，以此研究他们的推理能力。之后，普洛民教授从这些儿童的血液中提取DNA，加入一种特制的基因芯片，快速地自动检索50万个基因位点的差异，结果发现这7000个孩子中有几百个基因位点都存在差异。

　　为了缩小范围，普洛民把注意力集中到智力水平最高和最低的两群孩子身上，结果他找出了6个对智力影响最大的基因位点。可是，进一步的量化研究发现，这6个基因位点对智商差异的贡献加起来只有1%左右，其中影响最大的基因位点的贡献是0.4%，非常小。

　　“这不奇怪。”纽约大学心理学家盖里·马科斯评论说，“智力和人脑的组装过程有关，人类基因组中至少有一半的基因参与这个组装过程，你需要上万个基因一起发挥作用，才能组装完成一个健康的大脑。”

　　可是，另一位科学家有不同意见。“不能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结论说:智力是不能遗传的。”哈佛大学神经生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评论说，“基因对智力的影响有多种形式，非常复杂。”平克认为，利用基因芯片做基因组全扫描的研究方法目前尚处于摇篮阶段，无论是生化领域还是统计学领域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他坚信人类的智商确实是可以遗传的，只是政治家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平克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根据最新消息，纽约一所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凯瑟琳·伯迪克重复了普洛民的实验，她同样利用基因芯片检测了50万个基因位点，结果发现影响智力最强的3个基因位点对智力差异的影响大约是10%左右，比普洛卡的结论高出10倍以上。伯迪克将于近期内发表她的实验结果。

　　上述两篇论文均发表于水平一般的杂志上，显示这两个实验都处于初级阶段，并没有揭示出基因影响智商的生化基础。事实上，关于基因和智力发育的研究总体上水平不高，虽然理论很多，但得到公认的理论很少。

　　有个理论值得一提，叫做“幼态延续”(Paedomorphosis)。所谓“幼态延续”，是指某种动物的幼年发育期过长，导致成年时仍然保留了很多幼时的特性。比如，相比其他的高等哺乳动物，人类大脑的发育期非常长，可以一直延续到十几岁，而黑猩猩的大脑几岁后就停止发育了。众所周知，幼年的黑猩猩智商堪比同龄的人类，但它们的大脑很快停止发育，智力水平也就停止在幼儿时期了。

　　去年3月，著名的《自然》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间接支持了这一假说。论文作者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他们找来309名年龄在6?19岁的健康儿童，用核磁共振方法测量了他们大脑皮质的厚度。大脑皮质指的是大脑皮层富含皱褶的部分，是大脑进行复杂思维活动的主要场所。正常情况下，儿童的大脑皮质发育曲线呈钟形，其厚度在8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逐年下降。这次研究意外发现，聪明的孩子大脑皮质的发育比普通孩子来得要晚一些，其厚度直到11?12岁才达到顶峰，显示这些孩子大脑发育定型所需要时间比普通孩子长。

　　“虽然有证据表明基因确实和大脑发育的速度有关，但大家千万别认为这项实验证明了智力是可以遗传的。”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家理查德·帕辛翰姆在论文后面发表的一篇评论说，“人类大脑的发育过程和环境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些聪明的儿童也许生活在一个信息丰富的环境里，所以他们的大脑发育才会一直不停。”

三联生活周刊

龙应台

1

　　20世纪德国最壮观的"大河文学"出现了。

　　这部作品的厚度有100公里长， 每一公里大概有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其中18公里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11公里是"坏分子"的活动细节，剩下的70公里 嘛，还不清楚是什幺。

　　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 ，"等"包括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作品里的主角，是东德1700万人口。作品的名字或许可以叫"围城"，因为这1700万人住在围城里，四周有70万枚地雷，6万枝自动 扫射机关枪，还有，1100只训练有索的狼狗。

　　今年一月，"大河文学"公开，人们涌进那蜿蜒100公里的阴暗的文字迷宫里， 寻找自己的故事。进去的时候，心里已经藏着不样的预感，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双腿颤抖，太亮的阳光使人晕眩。

　　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10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家书房和厨房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的"密谈"内容，白纸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医师的倾吐，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

　　人们早已忘怀了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人在某地做的某事，突然像血证似的摊开在眼前，角落里写着出卖者的代号--他们是街坊邻居，是亲人、知交、文友、爱人，是为你治感冒的医生，为你辩护的律师，为你指引人生的教授。

　　这部大河作品涵盖的广度、渗透的深度，远远超过苏联克格勃和纳粹盖世太保的成就。它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灵魂深处的颤动和哀恸，更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所能比拟。

2

　　物理学者彼普的故事被安排在"坏分子"的11公里中。1987年，波普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朋友透露了自己对婚姻的厌倦感，这个女朋友马上到公安部去交了份报告：袅丽可有意离婚。

　　负责波普这一章的作者--公安部第22处处长，立刻开始布局，写下了波普故 事的大纲：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 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 三者（线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 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 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 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 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大纲订好了，人物的发展却不十分顺利。袅丽可现在记得，1987年中有个法官朋友曾经邀请她去看戏，原来那就是奉命引诱她的线民。亲密关系不曾发生，婚姻还没有破裂；围墙，先倒了。

3

　　尤鸿的故事只是不起眼的一小节，因为他是个小人物，他的遭遇也太寻常。

　　24 岁那年，尤鸿想逃离围城，运气不好，被逮到，判3年徒刑。不算什幺，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逮、坐牢。许多单身母亲携带幼儿逃亡，被捕之后，母亲下狱服刑，幼儿，就被共产党送给党性坚强的家庭去收养，从此不知生身父母。

　　尤鸿被关了3年；出狱前，他信口说，西德的制度比东德好。狱友转身打了小报告，于是尤鸿又被判了一年四个月的徒刑。这是1965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不算什幺，在28年的围城中，有78000人以同样的罪名下狱，也就是说，将近30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尤鸿的命运不值一提。

　　16个月徒刑的前5个月， 尤鸿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强迫用药。终于出狱之后，也在一个餐馆工作，时间很短，因为，不知怎幺回事，他随口骂了句"共产党猪猡！"

　　报应来得很快，尤鸿又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医师说：你再犯一次错，我们就不得不 用药剂来改造你了。

　　尤鸿又被释放，认识了一个在公安部上班的女郎，他告诉这个女郎公安部不是 个好地方，劝她洗手不于。结果有点反高潮--他又进了监狱。

　　1984年，尤鸿终于又得到了自由，可是失去了身体健康，失去了20年青春岁月， 失去了这一回合的整个人生。

4

　　这100公里长、30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 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 白，白的全变黑了。

　　那85000个秘密警察， 失了业，噤声的潜入社会各个角落里，另谋生活。有办 法的，自然摇身一变，从公安部小主管变成了什幺合资企业小经理。人们也不十分注意。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追打的，倒是那数不清的、躲在底片世界中的、为 共产党作"走狗"的"线民"。

　　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记得他和西方列强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悲剧英雄的姿态吗？统一没多久，末代总理就灰头土脸的下台，人们说，他是"大河文学"里有代号的一个线民。东柏林洪堡大学一向是东德学府重镇，大学校长芬可，灰头土脸的被解聘了，人们说，在底片世界里他是一个依附政权的密切合作者。作家，一个接着一个被揪出来，谁是谁的告密者，"狗屁精"，弄他个水落石出。

　　像尤鸿那样遭受迫害的人，现在热切的寻求"天理报应"。不要把一切罪行怪 在制度头上，他们说，制度，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某些特定的个人；追究责任是法治的根本。

　　那被揪出来的人，坐在破碎的世界里，既不知如何诠释过去，也不知怎幺面对 未来。曾经和政权合作给牧师"药物治疗"的精神医师，把背对着媒体的镜头；他从此不能再开业行医，更无法再面对社会--"给我安静吧！"他哽咽地说。

　　更多的人，曾经只是跟着大伙跑跑龙套，没害过人，却也没救过人。而今价值观念突然翻转过来，他连自己是清白还是有罪也迷惑了。于是，一个东德部长提出一个实际的自我检讨的办法：不必问太抽象的问题，他说，问问自己几个最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决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说--人们为了自由而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时候，你的立场在哪里？

5

　　我的朋友，还有太多的人活在那底片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见到阳光，在阳光下看那冲洗出来的世界。

孙琴安

　　每天清晨，在嘹亮雄壮的「国歌」乐曲声中，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华大地的每个边卡哨所，都会有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而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领奖台上，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府交往场合，我们也往往会听到这熟悉的乐曲。国歌，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歌曲，显示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风貌，现已溶进了每个中国公民的血液之中。在一些重要的政治会议和重大的政治场合，我们都会唱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那么，这首歌的作者究竟是谁？又是怎么成为国歌的呢？这里作一简单介绍。

「国歌」的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为田汉，曲作者为聂耳。

　　田汉字寿昌，生于一八九八年，湖南长沙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剧作家和诗人。早年留学日本，后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并从事戏剧活动，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等。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次年参加艺华影片公司。自日寇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残杀我同胞，早已激起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当时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与田汉都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应云卫在一九三五年正执导一部名叫「风云儿女」的电影，反映「九一八」事变后我抗日义务军的抗日活动，并想在影片中搞一插曲，以激励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应慕田汉的诗人之名，请他作一歌诗。田汉是一位怀有强烈爱国之情的著名诗人，除写新诗，也能作一手极好的旧体诗，对日寇的暴行愤恨已久，受此命题，凭他的天赋和才华，一气便写成了如下的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聂耳原名守信，字子义，一作紫艺，生于一九一二年，云南玉溪人。他出身在一个清贫的医生家庭，自幼爱好音乐，能奏多种民族乐器。十八岁来上海，不久便结识了田汉，并于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共。他虽然比田汉小十四岁，但极富音乐天才，曾写下过「毕业歌」、「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等多首著名歌曲。自结识田汉后，两人便合作过好多首歌曲。田汉后来曾忆说：「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才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阶级感情，又勇于学习。他的作曲爽朗明快???」当他读了田汉以上的歌词之后，心潮起伏，血液沸腾，立刻将此歌词谱成乐曲。

　　不久，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随着影片「风云儿女」的上映，迅速传播开来。两年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首歌更是广为流传，激励着无数中华优秀儿女奔赴前线，奋勇杀敌，血洒疆场。

　　可惜的是，此曲谱后不久──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拟赴苏联而取道日本的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终年仅二十四岁。

「国歌」的确定

　　一九四九年秋，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为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人士除了共同讨论国旗、国徽等问题外，也讨论到了国歌的问题。

　　当时，在第六小组的最后几次讨论会上，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等人都先后提议以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家对聂耳所谱的曲基本上没有异议，可对田汉作的歌词有些分歧。有的代表认为原词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已成过去，不适合国歌。因而当时准备只用聂耳之曲而废田汉之词，并请郭沫若另拟新词。感情丰富的郭沫若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却坚持认为田汉所作的歌词仍有历史意义，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

　　分歧传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那里。他们两人似乎都认为田汉的原词的确不错，又有「居安思危」的告诫在内，何况这新中国要达到真正的安定和安全，还必须与国内外敌人和各种困难进行艰苦的斗争。

　　由于确定国歌也是建国中的一件大事，深明此义的毛泽东为了取得统一意见，特意在九月二十五日晚上于中南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讨论国歌、国旗、国徽、国都等问题。应邀参加的有田汉、郭沫若、沉雁冰、黄炎培、马叙伦、李立三、马寅初、张奚若、徐悲鸿、洪深、梁思成、艾青、马思聪、贺绿汀、吕骥等人。

　　在座谈会上，大家经过反复讨论，结果一致同意将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当这一决定后来向政协大会提出来时，代表们也都一致赞成。于是，毛泽东正式宣布：「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自己的国歌。聂耳生前立志要谱写一曲中国的「马赛曲」，他的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

「国歌」的废止与再确定

　　可是，十七年以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身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被蒙冤扣上「叛徒」、「黑帮」等多顶帽子，又与周扬、夏衍、阳翰笙合称为「四条汉子」，在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他所作词的「国歌」自然也被废除。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已没有国歌，每天清晨也不再播放「国歌」，代之而起的是歌颂毛泽东个人的「东方红」乐曲。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在凛冽的寒风中，中国的戏剧大师和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在狱中被迫害惨死，终年七十岁。（参见本刊四三五期「田汉怎样在人间消失的」文）

　　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粉碎以后，人们才重新想起了中国的国歌问题。

　　由于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国歌」，在一九四九年仅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未制定前的国歌，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总想创作一首符合新形势、新国情的国歌。记得当时有关部门还专门发了一份有关征集国歌的文件，一时间，从全国各地曾征集到了大量的歌词，笔者曾有幸见到过其中的部分征集稿，似乎都未能尽如人意。最后在一九七八年经集体填写新词，用聂耳的原谱，再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同年三月五日通过，便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歌。也就是说，这一新国歌只用了聂耳的乐谱，废弃了田汉的歌词，而用了集体创作的新歌词。

　　然而，人们心里依然迷恋着田汉的歌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田汉的原作胜于后来集体创作的新作。于是，五年以后──在一九八三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前国歌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才正式确定，并一直沿用和传唱至今。如今，在中国的中小学里，仍普遍有着奏国歌、升国旗的习惯，作为爱国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原载香港良友画报一九九八年七月号）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说：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了，这真是不错啊。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 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 … 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了，这真是不错啊。

    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 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 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 … 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 I’m a bad influence. 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 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Harvard was just a phenomenal experience for me. Academic life was fascinating. I used to sit in on lots of classes I hadn’t even signed up for. And dorm life was terrific. I lived up at Radcliffe, in Currier House. There were always lots of people in my dorm room late at night discussing things, because everyone knew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That’s how I cam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anti-social group. We clung to each other as a way of validating our rejection of all those social people.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 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 们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 was a great place to live. There were more women up there, and most of the guys were science-math types. That combination offered me the best od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e sad lesson that improving your odds doesn’t guarantee success.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One of my biggest memories of Harvard came in January 1975, when I made a call from Currier House to a company in Albuquerque that had begun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s. I offered to sell them software.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I was just a student in a dorm and hang up on me. Instead they said: "We’re not quite ready, come see us in a month," which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hadn’t written the software yet. From that moment, I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this little extra credit project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markable journey with Microsoft.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 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 始。

    What I remember above all about Harvard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It could be exhilarating, intimidating, sometimes even discouraging, but always challenging. It was an amazing privilege – and though I left early, I was transformed by my years at Harvard, the friendships I made, and the ideas I worked on.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生 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But taking a serious look back … I do have one big regret.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 in the world – 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But humanity’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 – but in how those discoveries are applied to reduce inequity. Whether through democracy, strong public education, quality health care, or broad economic opportunity – 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It took me decades to find out.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 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 we can finally take on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 – and you wanted to spend that time and money where i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in saving and improving lives. Where would you spend it?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For Melinda and for me, the challenge is the same: how can we do the mo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ith the resources we have.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During our discussions on this question, Melinda and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children who were dying every year in poor countries from diseases that we had long ago made harmless in this country. Measles, malaria, pneumonia, hepatitis B, yellow fever. One disease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rotavirus, was killing half a million kids each year – none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 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We were shocked. We had just assumed that if millions of children were dying and they could be saved, the world w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discover and deliver the medicines to save them. But it did not. For under a dollar,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save lives that just weren’t being delivered.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it’s revolting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 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 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So we began our work in the same way anyone here would begin it. We asked: "How could the world let these children die?"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The answer is simple, and harsh. The market did not reward saving the lives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 did not subsidize it. So the children died because their mothers and their fathers had no power in the market and no voice in the system.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But you and I have both.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We can make market forces work better for the poor if we can develop a more creative capitalism – if we can stretch the reach of market force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make a profit, or at least make a living, serving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worst inequities. We also can pres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spend taxpayer money in ways that better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e people who pay the taxes.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 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 的地方。

    If we can find approach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oor in ways that generate profits for business and votes for politicians, we will have found a sustainable way to reduce inequity in the world. This task is open-ended. It can never be finished. But a conscious effort to answer this challenge will change the world.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is, but I talk to skeptics who claim there is no hope. They say: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will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 because people just … don’t … care." I completely disagree.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I believe we have more caring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 – not because we d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If we had known how to help, we would have acted.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The barrier to change is not too little caring; it is too much complexity.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To turn caring into action, we need to see a problem, see a solution, and see the impact. But complexity blocks all three steps.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24-hour news, it is still a complex enterprise to get people to truly see the problems. When an airplane crashes, officials immediately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promise to investigate,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prevent similar crashes in the future.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But if the officials were brutally honest, they would sa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ied today from preventable causes,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of them were on this plane. We’re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ok the lives of the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The bigger problem is not the plane crash, but the milli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We don’t read much about these deaths. The media covers what’s new –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 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 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 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 And so we look away.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使 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 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 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 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 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 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 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 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 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 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Pursuing that goal starts the four-step cycle again. This is the pattern.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never stop thinking and working – and never do what we did with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20th century – which is to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and quit.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 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 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 Millions! 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 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 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 – but why can’t we generate even more excitement for saving lives?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You can’t get people excited unless you can help them see and feel the impact. And how you do that – is a complex question.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Still, I’m optimistic. 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 They are new – they can help us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 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一样的。

    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 – biotechnology,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 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 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 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距离更近。

    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 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 – and that scales up the rate of innovation to a staggering degree.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At the same time, for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s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five people don’t. That means many creative minds are left out of this discussion -- smart people with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ho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to hone their talents or contribute their ideas to the world.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We nee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these advances are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what human beings can do for one another. They are making it possible not just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but for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smalle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to see problems, see approaches,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f their efforts to address the hunger, poverty, and desperation George Marshall spoke of 60 years ago.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 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贫 穷和绝望。

    Members of the Harvard Family: Here in the Yard is one of the great collections of intellectual talent in the world.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What for?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faculty, the alumni, the students, and the benefactors of Harvard have used their power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But can we do more? Can Harvard dedicate its intellect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will never even hear its name?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Let me make a request of the deans and the professors –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here at Harvard: As you hire new faculty, award tenure, review curriculum, and determine degree requirements, please ask yourselves: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 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 … 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 – you will answer with your policies.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My mother, who was filled with pride the day I was admitted here – never stopped pressing me to do more for others. A few days before my wedding, she hosted a bridal event, at which she read aloud a letter about marriag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Melinda. My mother was very ill with cancer at the time, but she saw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her message,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letter she said: "From those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的 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 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他们还在期待更多的帮助。”

    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 – in talent,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 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In line with the promise of this age, I want to exhort each of the graduates here to take on an issue – a complex problem, a deep inequity, and become a specialist on it. If you make it the focus of your career, that would be phenomenal. Bu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o make an impact. For a few hours every week, you can use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get informed, find others with the same interests, see the barriers, and find ways to cut through them.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 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 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Don’t let complexity stop you. Be activists. Take on the big inequities. It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your lives.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You graduates are coming of age in an amazing time. As you leave Harvard, you have technology that members of my class never had. You have awareness of global inequity, which we did not have. And with that awareness, you likely also have an informed conscience that will torment you if you abandon these people whose lives you could change with very little effort. You have more than we had; you must start sooner, and carry on longer.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 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 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Knowing what you know, how could you not?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And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to Harvard 30 years from now and reflect on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your energy. I hope you will judge yourselves not on you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lone, but also on how well you have addressed the world’s deepest inequities … on how well you treated people a world away who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you but their humanity.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 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 类。

    Good luck.
    祝各位同学好运。

-我为詹姆斯·沃森辩护

    你可以说低纬度的人种皮肤较黑、高纬度的人种身高较高。

    你也可以说黑猩猩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猩猩，或者说宽吻海豚是海洋里最聪明的哺乳动物。

    你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告诉世人，东亚人种的脑容量是所有人种当中最高的，非洲人种则是最低的。

    但是，你就是不能说“黑人比白人智商要低”。谁要是这样说了，谁就是十恶不赦的种族主义者。

    上个月，1962年诺贝尔奖得主，被人称为“DNA之父”的美国老头詹姆斯·沃森就说了这样的话－“黑人的智商低于白人”。此言一出，全球舆论一片哗然，学术界、宗教界、政经界、人权运动。。。。N个要人都纷纷站出来痛斥老头。最后，老头顶不住压力出来“道歉”也无济于事，还是背着“种族主义”的罪名灰溜溜地离开了他已工作40多年之久的科尔德斯普林实验室。

    不过，老头最后的态度还是死硬死硬的，临走还扔下一句“科学并不是为了取悦某些人而存在的”，硬邦邦、冷冰冰的，让人玩味无穷。（我就欣赏这种风格，呵呵，难怪有人在QQ群里称我为“石头”～～）

    整个事件在我看来，与其说詹姆斯·沃森是“种族主义”，还不如说是詹姆斯·沃森用他基因学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来挑战整个西方数百年来形成的“人人平等”科学世界观与“上帝造人 生而平等”的宗教道德体系。

    或许是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理论带给人类的苦难太深重了，使得每一位有良知的人对任何种族主义倾向的舆论都有着高度警惕，害怕“黑人比白人智商要低”会成为新的一轮种族屠杀的理由。纵观人类历史，如果那些暴君们要杀人的话，世上一切事物都可以变成杀人的理由－蒙古人杀人理由：你的身高超过半个车轮；希特勒杀人理由：你是犹太人；毛伟人杀人理由：你是阶级敌人。。。。又有哪一个理由真的与科学有关？

    “人人平等”不能简单等同于“人人相等”。记得女权运动高潮时期，有些极端分子甚至认为女人也要象男人那样站着撒尿，才算男女平等。呵呵，如此歇斯底里的“平等”，未免太荒谬了。

    400年前，极力鼓吹烧死布鲁诺的那些罗马教廷宗教人士也并非人人“邪恶”，我想其中一大部分可能就是一些平日里好善乐施的善男信女，但是，他们无法容忍有人来挑战、颠覆他们心中业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世界观。

    人类真是一个奇怪的物种，一些人为维护世界观去剥夺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人却用自己生命捍卫自己的世界观。

    400年来，人类文明取得了难以想象的进步，我们从文明进步中收获丰富物质的同时，我们的世界观也变得日益开放、多元与包容。于是，我们超越了许许多多原先看起来似乎永远不可克服的障碍－种族、血统、宗教、肤色、男女、性伦理。。。

    今天詹姆斯·沃森的“人种智商论”听起来有点刺耳，也许再过10、20年或者50年，这一切将会变成教科书中的科学常识。

    宽容，唯有宽容，才有真正的平等！

陶潜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馀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林跃勤

一、台湾不再遥远

    1989年以前，前苏联与台湾几乎没有任何直接交往，双方实际上处于隔绝状态：前苏联人民认为台湾是美国在远东的一个半殖民地和不沉的“航空母舰”和“袖针傀儡”。台湾则认为苏联是“独裁国家”。80年代末，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化”、“新思维”影响下，苏联开始放松与台湾交往的限制。1990年10月莫斯科市长波波夫访问台湾可以说是双方关系的破冰之旅。当年底，苏联成立了隶属于苏联科技工业委员会的对台经贸小组，以促进双方经贸技术往来。1991年底，苏联中央银行行长格拉先科访问台湾。1992年1月台湾外交部次长张孝严访俄，向俄提供价值2000万美元的10万吨大米和日用品等“人道主义”捐赠。4月台北市长黄大洲访问莫斯科。而1992年4月签订关于成立莫斯科-台北发展经济文化合作协调委员会的协议是俄台关系的转折点。
    
    从此，俄台官方与半官方的往来日益频繁。1992年4月俄联邦首次公开派出粮食部部长和资源和国内贸易部部长访问台湾，两部长向台“行政院长”郝伯村表示，俄希望首先通过与台发展经贸关系来作为发展双方各种关系的第一步。1993年7月成立了台北文化经济合作交流协会莫斯科代表处，双方由此建立起了可靠的交通管道。1993年8月台湾总统府资政蒋纬国受俄军方邀请访俄；1994年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前总理雷日科夫等都先后应邀访台。1996年10月俄总统顾问菲拉托夫、前圣彼得堡市长、1996年12月包括经济部副部长等官员在内的俄议会代表团访台。1996年6月设立首家俄台地方级代表机构 滨海边疆区台北商务文化办事处。1996年12月成立的莫斯科经济文化合作协调委员会台北代表处更1996年12月莫斯科经济文化合作协调委员会台北代表处正式成立，从而完成了两国在各自的首都建立“准大使馆”的工作，俄台双方建立稳固的“管道”的建立将积极推动双方“各项交流与实质关系的提升”。1998年1月俄台双方在莫斯科签订海运协议。2001年4月30日实现了俄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台北间的第一次直航。2002年8月14日又开通了莫斯科 台北间的包机直航。文化科技交流日渐活跃。
    
    从1993年起留学生交换开始增多，台湾公费留学生每年派出几十人，至今已有几百人，而自费留学生则超过这个数好几倍，在台湾大学里学习俄语的大学生已近千人。从1995年起台湾教育部每年资助15名俄学生到台学习，还另外资助一些年轻学者赴台访学。台湾青少年代表团和青年体育代表团多次访问俄罗斯。台湾多次邀请俄方一些大学领导和汉学家去台湾访问，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1995年12月授予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名誉博士学位，2000年陈水扁总统就职仪式也邀请莫斯科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院长出席。台湾经济部与俄科学院之间在1995年就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一签两年，已经续签3次。
    
    2002年4月台湾莫斯科文化经济代表处专门成立了科技组，谋求扩大双方科技合作与交流。台湾加紧对俄的文化宣传攻势。俄台各种文艺团体互访演出频繁，台各种基金会赞助俄汉学家出版研究台湾和大陆的书刊，莫斯科台北文化经济合作协调委员会还出版《自由中国》和《光华》两种杂志，分别用中俄文出版并免费发行。台湾赴俄游客每年超过1.5万人，俄罗斯人到台旅游观光的也开始多起来。俄台经贸往来快速发展。1990年双方开通直接贸易以来，当年达到7400万美元，1991年就提高到2.2亿美元，1995年达到18亿美元，一般年份也在12亿多美元。台湾成为俄在亚太地区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俄台贸易特点是台湾进口多，出口少，历年逆差在7亿-10亿美元左右。但是台方认为俄方原料产品价格比世界价格低廉，对台湾而言是良性逆差。
    
    到1995年在俄台湾投资企业已经超过500家，主要集中在加工和贸易服务领域，其中有中餐馆20多家。台方多次在俄举办商品展销会，并在俄成立了“台商俱乐部”。2002年7月在台北成立了旨在促进双方各项交流往来的“台俄协会”,理事长就是总统府资政张俊雄。2002年9月台湾前行政院长、民进党秘书长张俊雄带领台交通部部长林凌三等访俄，基本敲定了2003年4月莫斯科 台北定期直航、设立海参崴台湾办事处及台湾 海参崴直航、台湾公司投资改造俄远东港口等事宜，俄罗斯的钢铁、木材、石油等将直接为台湾经济机器加注润滑油并把俄台经贸关系绑得更牢。

二、俄罗斯人不戴着“北京眼镜”看台湾

    1. “台湾经验值得俄罗斯借鉴”。俄科学院远东所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尤.加列诺维奇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两个国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看不到两岸会有什么变化。从各方面来衡量台湾都是独立国家，俄台关系实质上是国家间的关系！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济学博士A.奥斯特洛夫认为，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创造了“经济奇迹”和发生了“静悄悄的民主政治革命”。台湾在保持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的国家计划和国营基础上充分发挥私有经济和市场竞争的作用、推行干部考试制度、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坚持对外开放、优先发展高科技等都值得俄学习。俄政治家们应认真研究台湾改革的成功经验以避免在建设“俄罗斯经济奇迹”时发生惯常性错误。俄经济与贸易发展部研究所副博士彼得.莫齐阿斯指出，台湾通过出口导向的对外经济政策促进了台湾经济的腾飞，台湾将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与保护民族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出口导向型经验对于以原料、能源出口为主极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影响的俄来说具有借鉴意义。
    
    俄学者认为，俄台可以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俄可以向台湾出口原料和能源产品以及技术产品，可以吸引台商来俄投资，获得俄急需的资金。通过台湾这个“桥头堡”可使俄更好地融入亚太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发挥其作为“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增加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事务中的发言权。俄台关系是俄建立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突破目前的政治和外交局限而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1991年底，台湾曾与苏联方面秘密协商低价购买100架SU-27战机，只因被美国发现并加以干预而未获成功。
    
    2. “百分之百地反对使用武力”。尤.加列诺维奇认为，俄台关系不从属于俄中关系，俄中关系也不从属于俄台关系，两者各自独立，互不干扰！不能戴着“北京眼镜”、也不能透过“一个中国”的竹帘来看问题。俄罗斯-中国-台湾的关系是“两个民族、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维持台海两岸现状、与台海两岸发展关系对俄最有利。俄罗斯一些人认为，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了，则中国对俄的依赖性就大大降低，中国就难以再成为俄武器的大买主。俄外交部裁军司一秘维谢洛夫认为，台海两岸统一应当通过和谈解决，如果动武台湾就会被打成废墟，这将是中华民族的损失和灾难，也与世界和平潮流不符。因此，俄不会支持大陆武力统一台湾，不会为支持大陆而卷入与美冲突。俄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员特鲁什认为，如果中国武力解放台湾，则美国可能卷入冲突，如果俄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并支持中国的话，就会与美国发生冲突，而俄绝对不愿与美发生利害冲突；所以，在台海发生冲突时，俄不可能向中国提供先进武器，而且，俄国内舆论反对声浪可能会很高。台海出现冲突和中美关系恶化，还会影响到亚太地区和俄经济利益，特别是俄亚洲部分的经济发展。

三、北极熊或为“渔翁”？

    1，“俄罗斯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从总体上讲，过去10多年，俄罗斯基本上遵守了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的一台一中和加入国际组织的图谋，在台湾问题上俄罗斯是站得与中国最近的世界大国。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俄罗斯在口头上强调保证俄台交往不会偏离正常轨道的同时，也没有断绝通过“民间”通道进行“官方”往来与实质性交往。而台湾也迫切需要通过发展与俄经贸关系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获得急需的资源和商品市场，特别是通过提升与俄的政治外交关系实现其台独的战略突破。虽然台湾现有20多个“邦交国”，但没有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如获得与俄关系的突破，就能达到其“联俄制中”和扩展其国际“生存空间”的战略目标。可以肯定，台湾将来会加大对俄“投资”力度，竭力扩展各方面的“合作”，并通过与俄的密切关系来对美抬高“协作”要求的价码。台湾将会把惯常的“银弹”外交和“弹性外交”等各种手段运用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甚至收买政府官员和议员等。台湾早就单方面把俄列入最惠国，对从俄进口的某些商品免税，多次表示愿向俄提供“援助”。台湾官方曾声称，“俄罗斯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最近，国际上甚至有传言说，俄台在洽谈潜艇交易，尽管俄外交部立即予以否定，但台湾通过一些俄罗斯军队退役将领进行沟通，则可能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俄罗斯不会冒与中国撕破脸面之险，但至于假手美国转售台湾，则或未可知。
    
    今后，俄台各方面的关系还会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俄台双方从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将会继续采取步步为营、只干不宣、打插边球的方式逐步推进各种实质关系。如果俄台关系获得突破，则不仅会在整个独联体打开缺口，而且，也会在全世界引起连锁反应，将会给我国对外政策和两岸统一大业带来消极影响。所以，我们要对未来俄罗斯对台海两岸的政策走向和俄台关系的发展演变趋势给予足够的关注和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熟练掌握国际战略搏弈技巧和游戏规则，制订长远战略方针，对于俄台交往，必须廓清界定，对发展官方实质关系，则应据理力争，不能坐视不管，有理有节、从容应对、未雨绸缪！
    
    2.“中国威胁论”是否会与亲台势力“联姻”？俄罗斯一些人不仅患有严重的“大国综合症”，而且对中国的崛起耿耿于怀，散布“中国威胁论”。俄罗斯百姓对中国的友好感也已经比起50年代下降很多，据俄罗斯民意测验，目前，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的比例低于50%。普京总统对外政策顾问普里霍季科指出，“在如何看待中俄关系现状及其发展前景的问题上，俄国内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俄罗斯媒体中人时有‘中国威胁’的论调，认为中国对俄军事和经济威胁难以避免”。俄前国防部长罗季奥诺夫曾公开表示中国是俄潜在敌人。俄远东地区一些地方政府反对和阻碍俄中两国政府业已达成的边界协议。一些官员和媒体毫无根据地夸大中国移民数量及对俄的危害，鼓吹“黄祸”蚕吃鲸吞、掠夺远东、西伯利亚乃至整个俄罗斯！“中国移民很快会成为俄罗斯第四大民族”。鼓吹与中国贸易“有害论”，认为中国倾销低劣日用品，大量低价进口俄原料和战略资源。2002年11月下旬，在普京亲自主持的联邦安全会议上初步决定将原先与中方已经酝酿多时并已达成初步协议的从俄安加尔斯克通往大庆的石油管道线路的终点改为俄远东的海参崴或者纳霍德卡以绕开中国！2002年12月15日俄方又不惜通过国家杜马立法的形式排挤中石油参与俄斯拉夫石油公司的竞标！其对华防范之心更是一览无余！前副总理涅姆佐夫说：让中国人参加拍卖会，“俄政府就会犯下一个严重而长期的地缘政治错误”，“中国就有可能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对俄施加压力”。俄媒体也大似鼓躁：“俄罗斯任何一个寡头都比中国的买主好”、“不能交给中国共产党人”。在拒绝让中国公司参加拍卖之后，俄方却加快了与美、日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步伐。2003年1月10日，日本首相小泉即飞往莫斯科，与普京讨论修建东西伯利亚 纳霍德卡 日本输油管道计划，以绕开中国。鉴于在俄政府高层几乎找不到支持“南向”方案的呼声，安大线已经没有起死回生的机会，而修建通往纳霍德卡的管道已成定论。俄罗斯对中国口惠而实不至，往往开空头支票，玩虚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质合作内容很少，合作协议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在俄罗斯有一个“支持台湾院外集团”。他们是国家杜马里的一些议员，如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基、杜马地缘政治委员会主席、莫斯科 台北经济文化协调委员会秘书长米特罗法诺夫、杜马旅游及运动委员会主席萨维利里耶夫等，一些前政府官员，如俄政府前第一副总理、莫斯科 台北经济文化协调委员会主任洛博夫、叶利钦总统前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叶利钦总统顾问委员会对外政策执行秘书长鲁钦科、前主管石油、天然气和能源开发的俄联邦经济部副部长尤金、前俄罗斯驻毛里求斯大使、首任俄罗斯驻台北办事处主任维克托.特里福诺夫、前苏联科学院院长马尔丘克等，以及一些政府官员，如俄远东地区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副行政长官斯捷格尼、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维克多.伊沙耶夫、俄罗斯退役海军上将弗.西多罗夫，以及某些亲西方的激进派人士、政治家等，一些与台湾关系密切的企业家，主要是石油、资源部门、航空运输等行业的大企业家，如俄罗斯商用飞机公司集团总裁米哈伊诺夫、伏努克沃航空公司总裁等。“支持台湾院外集团”利用其权力和社会影响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俄台关系发展。如亲台议员在1996年向杜马提交议案，要求在大陆进行台海导弹演习时支持台湾；国家杜马地缘政治委员会仿照美国《与台湾关系法》于1997年7月抛出了《俄罗斯联邦与台湾关系法》草案，基本内容包括：
    
    1）规定台湾的法律地位与俄有关法律条约对台湾及台湾公民的有效性；2）俄罗斯与外国所签订的法律与条约对台湾的适应性，台湾与俄罗斯联邦的其他邦交国享有同等的待遇；3）规定俄政府机构和台湾方面签订诸如避免双重课税协议、双方投资保障协定等协议的方式以及双方如何推动实施各项协定、计划、交易和其他关系；4）确定如何处理“莫斯科 台北协调委员会”的功能、授权和预算拨款以及台湾各相关部门驻俄工作人员的豁免权和免税待遇。该法案规定俄台关系是“准国际关系”。杜马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极力鼓吹“支持台湾”和发展与台湾“合作关系”，1998年8月13日他在海参崴市中心广场发表演说称，“中国是我们在远东的敌人。台湾比‘红色’中国更爱我们，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执行那样的政策呢？”，同年10月，他又不顾我国政府的正式抗议率领一个4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直飞台湾，实现了第一次事实上的俄台直航。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1994年3月访问台湾时明确表示，台湾的成就应当得到世人的重视，他本人“百分之百地反对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俄外交部裁军司一秘维谢洛夫认为，台海两岸统一应当通过和谈解决。如果用武力“解决”台湾，台湾就会被打成废墟，这将是中华民族的损失和灾难，也不符世界和平潮流，为了避免俄国内的意见分歧，俄政府可能采取中立政策而无法支持大陆。俄政府的一些官员也不时加入亲台“大合唱”。俄外交部官员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允许俄像美、日一样与台湾发展“准官方关系”，要求在台湾问题上享有与美国、日本等国家所具有的“同等权利”；不排除俄台双方高层官员以“非正式方式”或以“私人”身份实现互访，以应付不断扩大的贸易和其他联系的需要；莫斯科和台北“代表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转变为“政府机构”突破不能办理签证的限制，洛博夫曾明确表示，“双方办事处将签发两国公民赴对方国家的入境许可”；实际上，俄大幅度地放宽了台湾民众赴俄旅游和经商的签证；一些地方政府也可能绕开中央政府而与台湾发展实质关系等，如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1995年底至1996年初两次访问台湾，首家俄台地方级代表机构 滨海边疆区台北商务文化办事处经他“努力”于1996年6月成功设立。1999年9月台湾地震后，纳兹德拉坚科赠送了价值400万美元的上等木材用于灾后建设。应当充分估计支持台湾“院外集团”对俄政策和俄台关系走向的影响。
    
    3.“友邦”可以信赖吗？俄世界军事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萨拉温曾撰文警告，中国是俄潜在敌人和竞争对手，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只会给俄制造危险！俄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列.尼古拉耶夫2002年底也表示，俄之所以不把最先进的进攻性武器及其生产许可证卖给中国，而只卖防御性武器，但把最现代化的进攻性武器及其生产许可证卖给印度，由于就在于莫斯科仍然认为，尽管中俄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签订了中俄友好条约，尽管有种种保证，尽管普京总统声明与中国的关系不存在一丝一毫不愉快的地方，但从长远看，中国仍将是军事领域的竞争对手！
    
    所以，我们必须在与俄开展军事技术合作中掌握主动权，坚持把引进硬件与引进软件挂钩，避免单纯购买硬件，缺乏软件和消化能力的情况；同时，还要在可能条件下扩大武器与技术引进渠道，以免在关键时刻对俄装备与技术的过分依赖，危害国家长远安全！阿根廷在马岛战争中唯一赖以击沉英国军舰的从法国进口的飞鱼导弹，在英国施加压力之后，法国拒绝再出售给阿根廷，致使阿根廷无弹可用、功败垂成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2002年11月俄政府在美、英等国作出经济补偿的许诺之后，在对莫斯科老朋友 伊拉克动武的问题上立即软化立场。在台海统一问题上，我们必须对俄这一“友邦”的“支持”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惟有加快尖端技术的自我研发能力并提高自我保障能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4.“把出口西方的中国优质产品卖给俄罗斯”。目前，中俄双边经贸规模很小、水平很低，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的特点与潜力不相宜，极不利于巩固和发展两国所达成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关系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来充实和提升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避免中俄关系“空心化”。加强政府对俄经贸科技文化合作的统筹规划和监督协调，维持双方交流的正常秩序。俄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曾明确表示，希望中方“把出口西方的中国优质产品卖给俄罗斯，以文明经商取代倒爷贸易”。拓展交流领域，提高合作水平。应当扩大直接投资，提高合作质量和水平，扩大在能源和高科技合作等领域的合作。为此，特别要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进入俄市场，树立品牌，通过提升企业和商品信誉振兴整个国家的声誉，增强中国的影响力。我们的企业家应当适应俄市场与法律环境的变化，改变作风，提高素质，诚信为本，规范经营，大大提高中国企业与产品在俄市场的信誉度和档次，消除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商人的倒爷形象和质次价低的产品定位，让俄一些媒体所鼓吹的“黄祸论”和对华贸易“有害”论不攻自破。同时，扩大科技、文化交流和旅游，对俄专家学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学术交流资助，扩大俄罗斯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增进双方友谊。
    

参考资料：
    
1.《远东问题》（俄罗斯）2000，第5期
2.尤.加列诺维奇：《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台北》，莫斯科 Изографус 出版社，2002年，
3.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现代台湾参考分析资料》第13集，莫斯科，2002年，
4.А.奥斯特洛夫斯基: 《21世纪前夕的台湾》,莫斯科, 《东方书籍》出版社，1999年
5.《交流》（台湾），2002年第10期，
 

--从哈里王子穿纳粹制服谈起

章立凡

　　绯闻、酗酒、考试作弊、殴打记者......排位第三的英国王室继承人哈里王子，热闹一波接着一波。如今，这个王室"坏男孩"闹得越发出圈了，请看如下新闻：

　　新华网伦敦11月12日专电（记者徐剑梅）英国哈里王子近日穿着二战时德国纳粹士兵的制服出席朋友的生日派对，被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小报《太阳报》抓拍了个正着。12日深夜，也即13日出版的《太阳报》头版发表他扮纳粹士兵照片的前夕，哈里王子发表了书面声明，就此正式向英国公众道歉。

　　哈里的祖父菲利浦亲王，是二战期间对纳粹作战的皇家海军军官。老王爷对这种"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不知作何感想？

　　"无知者无畏"，英国是一个注重历史传统的国家，哈里曾就读于著名的贵族学校伊登公学，教育出这样的无知学生，英国的教育难道不值得反省么？

　　德国人仍在深刻反省纳粹时代的罪恶，两任总理都曾在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但日本极右翼却顽固地坚持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奴役的罪恶，首相们不断参拜靖国神社。这中间虽有基督教文化与神道文化的差异，但历史真是可以任人涂抹打扮的小姑娘么？

　　日本学者井上清写过一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对头号战犯裕仁提出历史问责。但日本是一个"死要面子"的民族，不少国民认为东条英机主动承担战争责任，"臣为君死"以保全天皇，是值得歌颂的英雄。

　　天皇制度保存至今，难怪靖国神社门庭若市！

　　亚洲各国政府要想对得起本国的战争死难同胞，在日本政府没有作出正式道歉和应有赔偿之前，万不可同意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中间就有亚洲某大国的关键一票。

　　据说纳粹思想是"隔代遗传"，君不见欧洲国家街头那些满身刺青、充满暴力倾向的光头一族，不也正是新纳粹主义的新鲜血液么？

　　"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无独有偶，敝国也有那么一群对历史无知的人，满口时髦的"新左"词汇，鼓噪着要再来一遍"文化大革命"。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浩劫，一次是外敌入侵下的八年抗战，二是"全面内战"中的十年"文革"。

　　将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祸与"中国制造"的内乱相提并论，你是不是太过分了？请注意，我讲的是生命财产损失的统计：

　　据军事科学院研究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中国的财产损失，据估计，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转引自杨盛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始末》）

　　叶剑英元帅曾经沉痛地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转引自《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没有公布"文革"损失的官方统计数字，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说法，也应该有相当的权威性。无论如何，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

　　当年有"最高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按比例计算，全国每八人就有一人挨整，每四十人就整死一人。至今居然还有人宣称，两千万人的死亡和一亿人的被整，算不上"冤狱遍于国中"，还有好几亿人没死也没挨整呢！又有人举"文革"期间工农业7.1%的年平均增长率为据，要否定"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句话。且不论这种统计数字的真实性，与那种玩弄GDP的数字游戏有多大区别；耽误十年发展时间和机遇、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和全民的普遍贫困，却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国力的增长是以牺牲人民的生命和福祉为代价，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共同富裕"的立国初衷。非战争状态下造成如此规模的无辜生命死亡和社会财富损失，难道是不应该认真反省的吗？

　　日本人不认真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是愚蠢的，中国人自己搞"全面内战"，也应了《红楼梦》里探春的那段话："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死要面子"是东方民族的共同心理——先别忙着骂日本人不反省历史，中国人自己的反省也远远不够。如今要恢复一下从"反右"发展到"文革"的历史记忆，马上有人护短打棍子，再扣你一顶"歪曲丑化历史"的大帽子，巴不得全民族得"历史健忘症"。

　　哈里王子无知无畏，引起内外朝野轩然大波。前国防大臣、工党议员亨德森建议取消他的皇家军事学院入学资格；王室的一位女新闻发言人对媒体宣读了一份道歉声明："穿纳粹服装出席化装派对是拙劣的选择"；哈里在声明中表示："我对我所冒犯或者使他们感到难堪的所有人士表示深深的歉意"。

　　历史不容戏说，无论你有知无知，有权无权。无知者无畏固然可笑，有知者媚权更是无耻，无权者的无知无畏实在可怜，有权者强作无知无畏——则等于前三者的总和。

　　英国的历史无知者哈里，你真的想当纳粹吗？

　　中国的历史无知者们，你们真的想再来一次"文革"吗？　　

2005年1月15日  风雨读书楼　　 

(James D. Watson and Francis Crick)

阎春霞

    DNA分子结构的发现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完全可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媲美。这一发现为现代分子生物学、遗传、医学等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纪元。2003年4月14日由沃森参与发起的确定人类基因组DNA序列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由六国首脑宣布完成，此时适逢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发表50周年，让我们在这个值得全世界纪念的时刻回顾这两位科学巨人不同寻常的人生历程。

    1928年4月6日,詹姆斯· 杜威· 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伊利诺斯一个圣公会教徒家庭，是詹姆斯家族的长子，时年老詹姆斯· 杜威· 沃森31岁，是民主党的忠实追随者，而具有爱尔兰和苏格兰血统、信奉天主教的沃森母亲乔安娜·米切尔·沃森（Jean Mitchell Watson，1900~1957）27岁。

    在詹姆斯家里，书籍和知识占据非常重要位置。大部分书来自旧书店，较新的来自“每月读书俱乐部”；每周末沃森父亲带领儿子步行一英里去公共图书馆，阅读各种图书，而且每次都带回一大叠书在下周品味，父亲崇尚有思想的人，喜欢各类哲学书籍，而沃森从中挑出自己喜欢的科学类书籍来读，沃森7岁时收到最中意的圣诞节礼物是一本关于鸟类迁徙的书。本来老詹姆斯从青少年起就沉醉于鸟类观察，受父亲的影响，沃森也欣然加入，使他的生活在大萧条时期仍然充满浪漫的情调，直至上高中仍然迷恋于在公园、野外沙丘间寻找稀有的鸟。在天气不适合看鸟的时候，沃森仔细研读进化论方面的知识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他甚至开始梦想成为科学家。

    1943年沃森提前两年中学毕业，进入芝加哥大学,并非由于他特别的聪明，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母亲，因为乔安娜发现了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金斯正在进行一项教育改革，她为沃森填写奖学金申请表，并支付每天六美分的车费，沃森才如愿进入大学学习动物学。在芝加哥大学的最初两年，沃森的成绩并没有使他展露出在科学方面的天才；但在此期间他有机会聆听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基因学家之一斯沃尔·莱特的讲课，这是沃森崇拜的第一个科学英雄。基因的概念融入他的大脑，使他作出了一生最重要的决定，要把基因的研究作为一生的主要研究目标。

    1947年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并获得理学学士之后，在芝加哥大学人类遗传学家斯兰德斯可夫的推荐下，印地安那州立大学给沃森提供一个月薪900美元的研究工作，开始用X射线进行噬菌体研究，三年之后他在那里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

    1951年秋，沃森赴欧洲的哥本哈根，进行一年基因转移研究，并未获得令人振奋的结果。在国家小儿麻痹研究基金（National Foundation of Infantile Paralysis）资助下转往剑桥大学卡文迪希实验室，在那里沃森结识了比他年长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

    克里克1916年6月8日出生于英国的北安普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与伯父共同经营一座祖传的制鞋工厂，一家人信仰基督教，星期天早上会上教堂。但从12岁起，克里克由于对科学日渐增长的兴趣，使他对基督教慢慢产生怀疑，成为一个强烈无神倾向的不可知论者（agnostic）和怀疑论者，克里克后来回忆说：“毫无疑问，对基督教失去信仰、对科学的逐渐执着，是我科学生涯的关键一部分”。

    上大学期间，克里克主修物理学，辅修数学，但并没有学到很多前沿物理知识；而且同沃森一样，克里克的成绩平平,并未见过人之处。1937年，他从伦敦大学毕业后继续攻读物理博士。一直到战后，克里克才自修了量子力学，但他在自传《疯狂的追逐》里自称，对近代物理的知识只有《科学美国人》的水平。

    1939年二战爆发之后，克里克在英国海军总部实验室工作了8年。二战结束后，经过选择和思考，克里克很快找到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一是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另一个是脑的作用。当然，克里克在作出选择的时候，还受到薛定谔《生命是什么》这本名著的影响。

    1947年，克里克在剑桥大学工作两年之后转到以结晶技术研究巨分子结构著称的剑桥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实验室，在那里，他对Ｘ光衍射模式的解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直到1951年沃森到剑桥之后，他才真正开始进行DNA的研究。

    当时，23岁的沃森和35岁的克里克这两位年轻人并不是资深的生物学专家，在DNA分子结构探索方面他们还有两个强有力的竞争小组：一是伦敦大学的威尔金斯（M.Wilkins，1916～）和他的助手富兰克林（R．Franklin，1920～1958），另一个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家鲍林（L.C. Bauling,1901-）。威尔金斯与富兰克林根据X射线衍射研究，已经知道了DNA分子由许多亚单位堆积而成，而且DNA分子是长链的多聚体，其直径保持恒定不变。鲍林通过对蛋白质α-螺旋的研究，认为大多数已知蛋白质中的多肽链会自动卷曲成螺旋状。     而沃森和克里克采用了构建模型的方法来分析DNA分子的结构，即先根据理论上的考虑建立模型，再用X射线衍射结构来检验模型。同时沃森和克里克最大限度地汲取了威尔金斯与富兰克林、鲍林的研究结果，特别是当他们意外地看到富兰克林所拍摄的一张高清晰度的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时，很快就领悟到了DNA的结构是两条以磷酸核糖为骨架的链相互缠绕形成了双螺旋结构，氢键把它们连结在一起。从而否定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单螺旋与三螺旋模型，提出了正确的双螺旋模型。

    1953年4月，沃森和克里克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不足千字的短文-—《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一个结构模型》，报告了这一改变世界的发现。这篇论文在科学史上矗立了一座永久的里程碑。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3人因为在DNA结构方面研究的突出贡献共享了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那篇著名的千字短文发表之后，克里克回到蛋白质研究工作上，在他37岁时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成为卡文迪希实验室的永久成员。此外，他还研究遗传密码，并提出了遗传的中心法则（central dogma）;1977年，克里克到加州的一个研究所，专注于生命现象中的另一个谜题-—意识的性质和起源，2003年3月，他还在《自然神经学》上发表论文，研究人类意识产生的神经细胞学基础。

    而后，沃森则成为哈佛大学生物实验室一员，1961年成为教授，任职至1976年。从1968年起，沃森担任纽约长岛冷泉港实验室（CSHL）主任。在美国，“冷泉港”被誉为生命科学的圣地，是分子生物学者们神往之处。1994年起，沃森担任冷泉港实验室主席至今。沃森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沃森作为杰出科学家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与其他人一起发起了由全球合作、令人震撼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HGP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统称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三大计划”，但它对人类自身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另外两项计划。1989年，沃森被任命为美国国立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Genome Research at NIH，NCHGR）主任。

    沃森曾于1981年到我国的北京、合肥、上海进行访问。2000年6月26日，当他在白宫听到克林顿总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六国科学家致谢，感谢他们为第一张人类基因组框架图的公布作出重要贡献时，感到由衷的高兴，欣然提笔致信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鎔基、科技部长朱丽兰、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向中国的科学家表示祝贺。2003年，由沃森亲笔题名的“沃森基因组学研究院(James D. Watson Institute of Genome Sciences)”在杭州华大和浙江大学的之江校区设立，2003年金秋，沃森先生将应邀再次到中国访问，并参加隆重的“沃森基因组学研究院”成立典礼。

    致谢:除下述参考文献之外,本文还参考了很多网站有关沃森和克里克生平介绍资料,承蒙杨焕明教授仔细修改，在此 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Watson and DNA.by Victor K.McElheny.Perseus Publishing,2003.
    ［2］Genes,Girls and Gamow.by James D Watson.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lfred A Knopf,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2001.
    ［3］A Passion for DNA—Genes,Genomes and Society.by James D Watson.Published by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2000.
    ［4］The Double Helix: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by James D Watson.Published by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1968.
    ［5］http://www.cshl.org/watson-archives/
    ［6］http://www.mrc-lmb.cam.ac.uk/archive/
 

吴洪森

    八年前，美国一杂志为互联网做了一个广告。该广告是黑色背景下一堆燃烧的柴火，旁白文字写道：“互联网是人类发明火以来第二项最重大发明”。该广告用比喻的方式点出了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重大作用。但具体来说，互联网将发生多大多深的影响，大概谁也无法说清。技术方面的描绘相对来说还容易，最困难的预测，是互联网对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的影响。

    俗话说，鉴古可以知今。在人类历史上，因为传播手段革新，导致历史进程发生巨大变化已经不止一次。其中离互联网最近，可以用来比较的是印刷术。

    在印刷术传入欧州之前，整个欧州仅有五万本图书，并且大多数由教会拥有。中世纪的欧洲，很多贵族都是文盲，文化知识完全控制在教会手里。

    十五世纪中期，印刷术传入欧州后，极大地降低了图书以及获取知识的成本，仅仅过了五十年，到十五世纪末，欧州图书就激增了两百倍，达到了一千万本，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其中很多是技术和农业书籍。这些书大部分掌握在商人和有土地的贵族手里，从而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

    印刷术传入欧州引起更加重大的变化，是打破了教会对宗教的垄断。在这之前，《圣经》是用羊皮卷写成的，而且是拉丁文，只有教会才拥有《圣经》，信奉上帝的只有在教堂里才能听到来自上帝的福音，也只有通过教会才能走向上帝。犯了罪的，通过教会的所谓救赎就能得到赦免。

    中世纪末期，腐败糜烂的教会居然无耻到通过出售赎罪券来敛财。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荒唐故事，有人问一个推销赎罪券很出名的大臣：“我想把一个人打个半死，有没有可能买到赎罪券？”经过讨价还价，这大臣卖了一张赎罪券给他。随后，这大臣在路上遭到围殴，被打得半死，卖赎罪券所得也被抢走。抢的人后来被逮到了，他出示他买的赎罪券，果然就被判无罪。路德最初批评教会的九十六条意见就是针对赎罪券的。借助印刷术的力量，路德的批评很快传遍了欧州，从而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印刷术使得《圣经》成为普及读物，正是这一基础，路德提出通过《圣经》可以直接走向上帝，从而把信徒从教会的专制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另外，路德在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时候，创造了“天职”这一概念，同时代的加尔文又提出了“上帝的选民”。“天职”与“上帝的选民”这两个概念，将中世纪以祷告、静修为主要形式的宗教行为，转化为在现世建功立业的巨大激情，财富不再是中世纪所宣扬的罪恶，而是“上帝的选民”的标志，是在人世间敬奉天职的证明。正是这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以及书本知识的急剧增长，促进了西方走向资本主义。

    我们不仅要问，作为印刷术的发源地中国，为什么未能发生欧州那样的变化呢？

    两者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虽然在十一世纪北宋时期，就由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从而大大加快了出版速度和数量，降低了书籍的成本。但是在知识的领域和种类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还是偏重于传统的文史类。这种偏向又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有关，中国读书人信奉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信仰必然导致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从政做官，知识分子的激情永远是政治激情。印刷术出现之后，到南宋朱熹完成的理学体系更加强化了读书人的传统信仰，聪明有才的人的能量并没有象西方路德宗教改革后那样被引向现实世界的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传播手段的更新只有带来两个变化才能根本改变历史的进程：一是知识的多样化；二是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一条和信息自由传播有关，第二条只有期待路德式的人物出现。但是，有了第一条，路德式人物出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没有第一条，这可能性就大大减少。

    这道理很简单，信息自由传播就是言论自由就是思想争鸣的自由。任何领域只要有了自由，人才就愿意涌入，任何领域只要人才大批涌入，就容易结出粲然的成果。

    令人欣慰的是，互联网是最容易实现传播自由最难控制的传播方式。尤其到第三代互联网，空间几乎大到了无限。用美国一教授的话来说，到第三代互联网，地球上每一粒灰尘都可以拥有一个IP。三年后，第三代互联网普及后，宽带速度也将达到现在的一千倍，下载一部电影只需两秒钟。到那时，任何个人只需少量的投资就可以开办效果不亚于传统电视台的网络电视。进入网络声像时代，想控制互联网的传播，更是难上加难。即使能做到，成本也将极其昂贵。互联网最大优势就是它极其低廉的传播成本，并且越来越低廉。

    昂贵无比的控制成本如何敌得过无比低廉的开办成本呢？互联网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地球上任何文明任何文化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来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壮大，想利用权力来控制，最后的结果就是走向衰亡和灭亡。

注：此稿为《南风窗》特约专栏而写，原发因版面有限略有删节，现在贴出来的为全文标题也有所改动。

记者：Michel Ciment

    记者：您和保罗·拉普第(Paul Laverty本片编剧)是怎样去确定这部涉及政治范畴的历史作品的形式和人物的命运？（像在《以祖国之名(Lands and Freedom)》中一样）

    肯·罗奇：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忠实于那个时代，并把不同的历史问题展现出来。关于这个时期最好的著作是两部Ermie O’Malley的回忆录，作者Ermie原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那实在是令人赞叹的作品，我们从中受到很多启发。例如：剧中Damien渴望成为一名医生。此外，我们从保罗·拉普第的研究中掌握了大量的素材。我们特别调查了那些名为“飞行纵队”的游击分队，这些游击队受著名领导人Tom Barry(1897-1980，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领导，他们有许多英勇的行为。我和保罗尝试创造了一些有自己个性的但同时体现时代的人物。

    记者：您也收集了一些口述的材料吗？

    肯·罗奇：很多。这段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是难以抹去的。总得来说，爱尔兰到处都是当地的“史学家”，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个，他们会向你讲述很多有丰富细节的小故事。在我们经常拍片的一个居民点，他们中的一位的父亲曾是一名和John Barry并肩战斗过的长笛演奏者，而他的叔叔被英军士兵绑在马车后在城市街道上活活拖死．．．甚至在准备拍摄的一周里，演员们也来向我讲述当地的历史。在两名爱尔兰军队士官的一整天的训练下，演员们学习了怎样有效地利用手中的武器，怎样在山丘和起伏的地形上移动。这些使他们成为一个团队，也让他们很好地彼此认识。

    记者：虽然电影的叙事十分流畅，但我们还是能把电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英国的抵抗，第二个则是爱尔兰的内战。

    肯·罗奇：起初，我们想只拍摄殖民地的斗争，但是事实上，当我们越接近这个主题，我们注意到导致内战的所有因素在独立战争中已经出现，但是被掩盖了，因为当时存在一个共同的敌人。我们感觉如果不提及内战的话，历史的完整性就被破坏了，因为正是英国狡猾地投票通过了和约，才使爱尔兰共和运动分裂。他们提供武器给接受和约的原爱尔兰共和军，让他们与拒绝和约的共和军自相残杀。这是诡诈的帝国主义政策。

    记者：您一开始就有讲述一对兄弟的想法吗？

    肯·罗奇：这是保罗很早就有的想法。不过内战中对立的两兄弟的故事似乎很老套。但确实有类似的故事，在一个我们进行拍摄的村庄中有一座Sean Heatlles的雕像；他接受了和约并成为了爱尔兰的众议员，他的哥哥Tom曾被英军士兵像电影中那样拔掉了指甲，而Tom拒绝接受和约。还有一名爱尔兰政府的官员曾签署执行他婚礼男傧相死刑的命令。我们的电影中，在观众知道他们是兄弟之前，Damien宣誓加入独立运动武装，Teddy对他说如果他去了伦敦就踢他的屁股。Teddy起初是激进派，他的意见也都是典型的兄长式的。而在影片结束时，Damien的威信却超过了哥哥。当他们面对面坐着， Damien看着Teddy的眼睛，Teddy这时却把视线移开。Damien被执行死刑的时候，Teddy是世上最痛苦的人。在我看来，Teddy是个严酷的人，他在11岁就离开了家进入神学院，在神学院的岁月使他变得独立，坚强甚至冷酷无情。我们感觉Teddy在行动中往往比在生活中快乐，他不认为和约是妥协，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接下来全爱尔兰的统一和完全独立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完成。

    记者：我觉得很难理解在英国的认为您的电影存在善恶二元思想的指责。如果我们想想比如审判高利贷者的那段情节，法官的审判倾向保护借高利贷者，Damien也在这一边，而Teddy却在高利贷者一边，因为这些商人向爱尔兰政府提供购买武器的资金。我觉得这样的情节是很公正的。

    肯·罗奇：那些怀有敌意的评论没有考虑这种片段，这一幕其实也是真实的。区别在于现实的结果是审判因为一名新芬党领导人的一系列司法上诉而中断。电影中，很显然地，双方都有合理的理由。如果独立运动没有武器，他们只能永远夸夸其谈而不能做出任何改变。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冲突，现实政治和道德准则，策略性的决定和道德的阵地。

    记者：在政治电影的范畴内，您的电影结合了首先对当时各力量的分析，像《龙头之死（Salvatore Giuliano）》中一样，没有运用人物的心理刻画，其次是人性冲突的描绘，像《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一样。

    肯·罗奇：我被ROSI（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的电影，总得来说是意大利政治电影影响很大。至于FORD（约翰·福特John Ford），他是一个伟大的导演，但是我认为美国电影言过其实，而且音乐的运用甚至有将情景推向音乐剧的趋势。我所借鉴的仍然是莎士比亚，当然我不可能和他相提并论。他的一些伟大的历史剧中极好地呈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因为权力诱惑的对抗，他是一个现实政治的分析大师，只要思考《朱利叶斯·恺撒》、《科利奥兰纳斯》就可以明白政治世界的运行规律和原理。

    记者：虽然事件发生差不多快一百年了，但是这部电影并没有显得不自然。它拥有和您当代题材电影许多相同的特性。

    肯·罗奇：我很高兴能听到您这么说，这让我们放心了。我们想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能得到时代的共鸣。这就不仅仅是演员们穿着上世纪初的衣服说着台词这么简单。我觉得语言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人物说的当时的乡村方言仍是现在使用的，如果他们说的是标准的英语，电影就会丧失时代的真实感。方言给人们即兴，自然，真实的印象。在还原时代场景上我们也有相同的问题，我们重建了场景，之后我们要把它们都忘掉，不被那些道具，自行车，汽车，茅屋所牵制，它们在那，但是我们拍摄时把它们看作现时的事物，避免修饰的成分过重。

摘自POSITIF 06年9月号， 总第547期

宋永毅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

    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讳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

    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 "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着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１），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２）。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的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对读者的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 ，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空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 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 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３）。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 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４）。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５），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问了 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６）。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 --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绩。而在这种 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１９６５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 五?一六通知"，到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讳莫如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公布了一个"五? 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 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１９６５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１９６６）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 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 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 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７）。如 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 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 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４月２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８）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 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９）。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 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１ ０）。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 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 ，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 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 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１１）关于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 。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１２）。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在"窥悉毛 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８日到１５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关于周在５月２１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５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 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１３）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 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 即林彪５?１８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 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 --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 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 ，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１４）。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 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以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 "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１５）。 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１９６６年 ）７月２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 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１６）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１９６６ 年７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４月３０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１７）５月２１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１８）直至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 ，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 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 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１９）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 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 "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２０）--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 、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才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１９７１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 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 。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 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香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 、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的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 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 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 、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２１）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余、傅事件'发表讲 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２２）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５?１６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时时以" 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２３）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２４）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才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拔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哪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 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 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２２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宗明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２５），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 。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２６）。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象。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笔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 …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２７）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 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１６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 起的回忆："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１０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２８）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 ，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才马后炮式地说几句，才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１，７７２人被活活打死，３３，６９５户被抄家，８５，１９８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２９）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 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３０）。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３１）， 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３２）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３３）。１９６６年９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 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３４）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 "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香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３５）。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贵为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 》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３６）。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周恩来形象，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 ９７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 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 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２２７，２３１。
（４）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的　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６。
（５）《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日）。
（６）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页６６－６７。
（７）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 室，１９８８），第１卷，页４－１３。
（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下卷，页２５。
（９）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公司，１９ ９８），页７９。
（１０）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１９９ ９年第３期，页２０。
（１１）〈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的部分军事院校同志们时的讲话 （１９６７．１．２１）〉，载（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３卷，页１９１。
（１２）张宁　：《尘劫》（香港：明报出版公司，１９９７），页３２８－３２ ９。
（１３）同注８，页３２。
（１４）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 话专辑》（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５日），页１０－１３。
（１５）黎自京：〈周恩来文革时助纣为虐〉，《争鸣》１９９９年第３期，页２ ４－２５。
（１６）同注８，页４２。
（１７）《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第１版。
（１８）同注１４，　页１２。
（１９）〈周总理在九大的讲话（１９６９．４．１４）〉，手抄自当时的中共中 央文件。（２０）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 有限公司，１９９４），页５１６－５１７。
（２１）《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 社主办），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第７６期第１－４版。
（２２）同注１４，　页２２７。
（２３）〈江青，陈伯达等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 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１９６６．１１．１９）〉，同注１１，第２卷，页 １３７。
（２４）〈周总理重要讲话（１９６７．９．１８）〉载《外事战报》（北京：首 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 "主办），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６日，第２期第１版。
（２５）〈周恩来同志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６６。８。２２） 〉，同注１１，第１卷，页７７。
（２６）同注８，下卷，页４６，５１。
（２７）〈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同 注１１，第３卷，页２７３。
（２８）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３０４ 。
（２９）陈东林等：《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冈市：日本中国书店，１９９７ ），页１０６６－１０６８。
（３０）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香港：《明报月刊》），１９９６年 第７期，页１０８。
（３１）癞克思：〈也谈周恩来〉（普林斯顿：《民主中国》网上月刊），１９９ ７年第６０期。
（３２）同注１２，页３２８－３２９。 （３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 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讲话（１９６７．１．２５）〉，同注１１，第３卷，页２３３ 。
（３４）同注６，页３２－３３。
（３５）〈周恩来同志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１９ ６７．１．３）〉，同注１１，第３卷，页１３；〈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 胜利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载《革命侨报》（北京：中侨委革 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４日，第２版。
（３６）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５），页２。 

陈旭敏

　　或许，对于目前的经济成就，中国完全可以欢呼雀跃。

　　11.5%，中国周四公布的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似乎足以傲视全球；而166043亿元的经济总量，也完全可以踏进全球前四大经济体的行列。

　　但是，如果剔除国外的要素收入，中国或许就是一个彻底的“打工经济”，完全可以肯定，中国前三季度的GDP数据，将会远远低于国民生产总值GNP数据，也就是说，中国GDP的创造者很大部分来自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而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收益却寥寥无几。

　　根据2006年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收益顺差仅为97.7亿美元，不到去年中国GDP总量的千分之四， 也不到经常项目顺差的4%，就是与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相比，也仅为后者的4.4%左右。而且，自2002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投资收益突飞猛进，很大部分拜热钱“豪赌”人民币升值所赐。事实上，就在2005年以前，这个数字还是逆差。

　　相比较而言，日本则正在堂而皇之地成为一个“老板经济”，根据日本2006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去年它的投资收益占其经常项目顺差69%左右，而与贸易顺差相比，则是其1.45倍，这与中国形成天壤之别。

　　确实，仅从数字看，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通道，虽然有时受到食品价格的干扰，但是核心CPI却一直波澜不惊。实际上，中国经济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当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渗透，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却是透支目前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农村红利、政策红利等。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年来中国的物价在低处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所为，从而压制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而现在，这种弹性已经越来越小，这从沿海各地的“民工荒”就可以看出，而自2004年以来经常“抬头”的食品价格上涨更是一个警告。

　　而且，中国目前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也使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根据本报报道，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中国每年有75万人因污染（主要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而早亡。中国近60%的城市人口居住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至少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水平的5倍。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到目前，中国为了给市场化改革顺利进行，一直管制着资源价格、资金价格，以及劳动力价格，而正是这些政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长足的动力。

　　一个讽剌的结果是，即使中国这种透支各种“红利”的结果，换来的经济成长最后都反过来又补贴给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攀至全球首位，但多数都以收益率在4%左右的美国国债持有，而且这些资金还得每年损失人民币升值的贴水。

　　或许，在目前中国还处于年富国强的青壮年期，中国还可以以各种红利为全球经济“打工”，但是一旦中国年老色衰，这些红利也将消失，到时谁又来赡养中国呢？

注：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经济事务评论员

连岳

　　利润的追逐、GDP的增长，都需要一定的效率，但是这个效率是猛兽，它得关在笼子里才安全，这笼子是由法律的执行力、怀疑者的议论以及基本的人性构成的；否则就堕落成为黑社会的吃人效率，万劫不复，呜呼哀哉。

　　沃尔玛创立以来，将“省每一分钱”的原则高效发挥，短短几十年里，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企业。不过，它如今在欧美公众形象不佳，主要原因在于它对“省钱”效率的追求已经触犯了法律与道德的底线。2003年底，美国的执法机构同时搜索了21家沃尔玛卖场，逮捕了245名非法劳工。它的“省钱”效率在付出巨额罚金后大大降低了。

　　一个富可敌国的企业，创造了天文数字一般的GDP，政府没有保驾护航，搞一个“沃尔玛小组”替它理掉这些烦心事，反而是紧紧盯着它，一有越界就拿下。企业对赚钱效率的本能追驱使它们做恶，如果政府助长他们的欲望，再仁慈的企业家都将退变成冷血的魔鬼。在美国绝不作恶的GOOGLE，起了个中文名“谷歌”就大言不惭地抄袭，那就是目力所及，作恶者很多都在发财，忍不住嘛。

　　所以毫无限制的高效率，往往不是好事。郭敬明抄袭，是成名的高效率；当街打死小偷，是惩罚的高效率；强行上马高污染企业，是GDP高效率(可能也是利益共享的高效率)；封杀所有不同声音，是决策的高效率。一个社会充斥着这些躁狂症患者，我们只会有高效率毁灭的恐惧感，而没有向上飞升的幸福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其实呈现在我们内心里的，是创造力萎靡的高效率、是人心嗜杀的高效率、是贱卖民意与环境的高效率、是独断专行的高效率。

　　这些高效率任其演化下去，就是黑社会的高效率。山西的窑奴砖厂，为什么发展出了“集中营MBA”模式？还不就是为了省成本，高效率地追求利润；规模持续膨胀下去，垄断全球的砖头生意，可能也不是难事——有什么砖厂能和黑社会砖厂竞争呢？窑奴事件后来证实在时空上具有广延性，说明了不法地高效逐利得到了默许和纵容，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文明与人性损毁的高效率，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的低效率。

　　似乎是怕大家理解不深刻，“6·29民工讨薪遇袭”事件又上演了，据7月2日《重庆晨报》报道，300来名被拖欠工资的重庆民工，向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富源能源公司讨要薪水时，被全副武装的暴徒袭击，造成民工一死两失踪十余人受伤的惨剧。解决劳资纠纷如此低效率的当地政府，下结论却挺快的，就在新闻曝光的同一天，东源县警方就将此定性为“斗殴事件”——数百人的大场面，民工一方只负责被殴，死的死，伤的伤；非法武装势力只负责放手砍杀。几天之内，凶手还没找全，几百人的笔录可能也还没记完，定性就出来了，这是何等的高效率，与早几天山西有关方面“非法用工”的高效率；与更早一些时候，厦门的官方媒体高效率地将保护环境的善良市民定性为“一小撮敌对势力”，面目与手段，那么相似，像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

　　利润的追逐、GDP的增长，都需要一定的效率，但是这个效率是猛兽，它得关在笼子里才安全，这笼子是由法律的执行力、怀疑者的议论以及基本的人性构成的；否则就堕落成为黑社会的吃人效率，万劫不复，呜呼哀哉。那些GDP增长过快的地方，那些官员的宏愿立竿见影的地方，那些一把手一呼百应的地方，那些恶性事件都定义为良性小事的地方，那些民众恐惧不发一语的地方，可能就是黑社会逐渐控制的地方。
 

连岳

    想起前段时间在美国中期选举时看到的一则美国电视新闻，记者问一壮汉对驴、象两党的看法，他说：大便！又问他如何评价所在选区的候选人，他说：全是婊子养的！而这些极度负面情绪的产生是因为“我的生活就像一团大便，糟糕透顶！”美国民众这样小瞧美国的政客，当然是深受我们的多数媒体赞赏，它再次验证了美国政府不得民心，而且共和、民主两党本质相同，老百姓火眼金睛，一眼看到了核心。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小一点的、普通人的思维承受得了的角度来看看这条新闻，美国作为一个早就“崛起”的超级强国，从文化到武功，方方面面足够给他们的国民充分炫耀（也叫做“自豪”）的资本，假若个人在价值顺位上低于国家的话，美国的任何公民都没有理由觉得他们不爽；可是觉得不舒服的美国公民并不承认这种价值排序，他们的反应很自然也很合乎人性：我活得不好，政客当然就是大便。

    再举一个小国的例子，先说明一下，我是相当厌恶这种大国小国的划分法，它预设了某种大国虚荣在其中，好在要说到的冰岛，他们的国民可能不在乎别人叫他们小国，因为他们喜欢这样介绍自己的国家：如果冰岛在地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可能对人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样的一个小国，在联合国宜居国家排名中，总是靠前，国民的幸福指数也远高于其他准备崛起的“大国”。

    无论大国小国，国民的幸福感受是第一位的，把国民压到最小，把国家放到最大，这种斯巴达式帝国，早就证明了是泥足巨人，行之不远。大国与小国并不重要，重要是要有大国民：他们的幸福是放在第一位的；他们不幸福了，就有资格抱怨、不满、用选举把做不好的人换下来。也正是因为这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才是一个政府及一个国家的最终追求。不幸福的人多了，你连存在的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

    让国民觉得幸福，有长远的诚实方法，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读书看病不至于破产、有房子住、财产与生命不受威胁、思想得到尊重、观点得以表达，那么容易满足的国民一般就会觉得幸福——至少我认为中国人会觉得满足。短视一点的做法是让人相信从吃饱穿暖到思想观点都不重要，没有这些一样可以很幸福，不过没有被逼急的人一般不会采取这种下下之策。

    中国很大，这二三十年也迅速积累了财富，这提供了足够的多面性，150万户家庭占据了中国百分之七十的财富，按每个家庭辐射20人来统计，这三千万人多数是幸福满溢的，只看到他们的话，当然觉得中国是大国。如果想到其他十多亿人只有的那百分之三十，又觉得我们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还差得远，在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数字从三千万到一亿，各种版本都有，不太确定）与远远超过贫富差距警戒线的基尼指数之下，谈单个国民的重要性，谈国民的崛起（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汇的话）可能才是当务之急，不然“大国”谈得多了，云里雾里的，就会觉得拖了国家后腿的穷人们不懂事、不争气，在自觉不自觉当中就会忽略他们以成就大国梦想，那样的大国，要来做什么？
 
 

余世存 

一．历史跟中国人的关系

　　胡平和王康是同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我后来不断引用了这个说法。历史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民族。你可以想象西方民族是一个理念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信仰的民族，印度人是一个出世的民族，穆斯林是一个圣战的民族，但你很难想象中国人跟他们有多少类似之处。中国人的特点是入世的，历史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

　　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按照胡平的说法儿，跟其他国家的史书相比，中国的历史写作至少有两个特点：1、它坚持真实性，不畏权势，秉笔直书；2、它强调道德裁判，春秋笔法，意含褒贬。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这种史官文化，这种史书写作传统仍未中断。即使有意识形态史观或党派史观的横切，但中国人仍接近并洞察到了历史的真相；比如抗战、抗美援朝、反右、三年灾害等等，有这些那样的禁区，但今天的中国人仍像无师自通地了解理解了那些历史阶段。对其中活跃的历史人物，中国人也寄予了相当的同情。

　　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对历史的这种信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比如80年代，陈云针对党内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惯用手段打压对手时说，难道过几年还要我们再去给人平反吗？

　　这种对历史的信仰，其功效甚至大于对宗教的信仰。当宗教都被历史进程打压奴役时，人们就会本能地信仰起历史的正义。比如俄国虽然有东正教，但东正教在极权主义横行的历史时期低头了。1943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了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阿赫玛托娃执行了她的诺言，跟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的经典写作，诗歌、小说，都是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历史叙事之一。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比如半个月前，我晚上坐出租车回家，司机突然问我知道不知道王某、陈某某，我说我不仅知道，也在最近几年见过两人；司机一下子显得很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他的生活，他听法广、BBC，对社会细节的了解比我还要多。他说像他那样的人这么多年生活得太苦了，知道很多事说不出来。他还跟我说，他是胆小，怕事，但司机中也有了不起的汉子。有一个司机，玩世不恭，有一次拉活拉了一个胖子，胖子牛哄哄的，说是主席的孙子；司机就说，中国的事就是你爷爷搞坏了。孙子不服，要教育司机，最后司机把孙子赶下车了。我遇到的这个司机跟我说了一路，最后分别的时候，真的像是舍不得，他也不愿要我的钱。我知道，他不晓得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理。他其实是以自己的生活证实了我们中国人历史感的存在。

　　说白了，从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今天的题目是可以置换成我们怎样读人心人性的。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这种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内在于人，它更朴素本真，所以它比依托客观外在的知识、上帝更有灵活性，它经常在危机时刻进行救济，比如西方人遇到危机的时候，上帝死了，作者死了的时候，他们也要诉诸于历史的审判。

二．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

　　这种历史感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对自身存在和世界的看法。

　　关于人对世界的看法，按传统的划分有这么几类，认知的、意志的、情感审美的。涉及到人类的话语言说方式，就是科学叙事、历史叙事、审美叙事。别人也有历史感，只是他们的历史感跟中国人的历史感侧重不同，对这些人类心智世界的侧重强化，导致各个传统文明相似而又彼此不同。比如西方人的历史感是一种知识论式的，他们强调历史可以抽象出客观规律，抽象出理念或绝对精神来；信仰民族的历史感是一种宗教观式的，他们强调总体性审判，末日审判，他们相信历史有一个神正目的，有一个彼岸的超越性的存在。当然，向上的路跟向下的路是一样的。各个传统文明向高端前行，最终是相通相融。尤其是现代化以来，各个文明的差异性越来越小了，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承认，各个文明的同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各个文明内部的个体差异性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说中国人的历史感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

　　单纯地看历史感，尤其是我们把这种立身处世的感觉跟其他文明的感觉相比，我们可以说，怎么评价中国人的历史感都不过分。

　　它当然是一种文明观，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信仰情怀，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伦理态度。

　　跟那些把一切关系建立在客观世界之上的民族不同，中国人更注重自身的修为；跟那些把一切关系交给上帝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自己可以审判一切。像孔子说的，求仁得仁。像王阳明说的，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跟那种讲求真伪美丑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觉得真伪美丑就在历史里写着。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感要更包容一些，它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历史感可能缺乏求知狂热，也没有神正目的论关于世界和人类方向的想法，但它的关怀更自觉具体。它是把祖先和历史人物事件召来，一起参与自身的现世成就，所以它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那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跟知识论的历史感、跟宗教观的历史感之间的差别呢？我想过这个问题。虽然这几种人生世界观在终极问题上一致，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上，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有些差别。不用说，大家都同会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是伦理的，我们把生命看作是跟宇宙万物有关系的，人在宇宙中。但我今天对这种伦理的历史观更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即我们的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这种因果论大于西方人说的因果律，也不同于信仰民族所说的末日审判。这种对因果的敬畏，既出自本能，也出自理性，更出自人的良知良能。

　　宋美龄有一篇非常漂亮的小文章，说的就是行为决定命运。她写道：如果过去的日子曾经教过我们些什么的话，那便是有因必有果——每一个行为都有一种结果。宋美龄甚至说，这种想法是宇宙的道德基础；它不仅适用于今生也适用于来世。If the past has taught us anything, it is that every cause brings effect----every action has a consequence. This thought, in my opinion, is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applies equally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是非常可敬可爱的。就是说，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言行蕴含了某种敬畏。即使他们一朝权在手，他们并不自大自恋，而是表现出某种谦卑。我的《非常道》里收了很多这方面案例，比如说这些故事。

　　——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张作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建章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韩复渠曾视察青岛大学，由青岛市长沈鸿烈陪同。沈市长介绍时说："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韩主席没有什么指示，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当中共领袖得知白求恩染病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力抢救。周恩来密令上海地下党，一定要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须的药品。地下党负责人万般无奈，最后硬着头皮去找上海闻人杜月笙帮忙，杜看了单子后半晌没说话。地下党负责人有些着急，一字一句地说：杜先生如果肯帮忙，我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杜月笙说：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浦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也是相当可畏可怕的。

　　比如在过去，中国人一旦在原始积累时昧了良心，他肯定会想办法弥补的。我们经常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一旦看上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子，他安下家，比如给井水里撒点药，让村里人得点病，他来医治，这样积累起家业；到了儿孙长大时，他要么做善事，要么劝儿孙搬家；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报应。

　　比如千家驹，浙江金华第一个共产党员，大经济学家，后来被批斗，他买一瓶二锅头到香山鬼见愁自杀未遂，说两句牢骚话，儿子都给他告密，他为此反省，认为是自己前半生狂热革命而泯灭人性的报应，他还说过吴晗。深入在民盟内中共秘密党员吴晗和盟内的左派批"章罗"之疯狂狠辣，使千家驹为之心冷。当他后来写到吴晗时，说道："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对这种因果论的敬畏，理解得最深的可能还是那些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人，那些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有更多支配资源的人。比如毛泽东，他曾经流泪，因为他想到中国人说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也经常引用俄国人的例子。当代俄国最著名的富豪之一，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物理学家，他在苏俄转型的年代发了横财，但他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绝对正直的人，是所有人的榜样。"古辛斯基承认俄国人的黑暗、肮脏和丑恶，"任何一个从1985年之前的这个国家熬过来的人，或任何一个1985年之后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是。我们都有对我们的孩子难以启齿的事。"这也是一个对因果有着敬畏的人所说的话。

　　说到因果论，你们可能还会想起北岛的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的诗在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也是因为他激活了中国人的历史感。

　　你们可能还会想起食指的诗，相信未来。但只是相信未来并不是因果论的内容，因果论不仅承认过去和未来，也承认现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主义，一种朴实而伟大的关于人的学说。宋美龄说的是，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不留情面地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是最高的逻辑及人生的法则。我们可以举例，比如宋朝的范仲淹，因为正直，多数被皇帝贬官下放，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倒霉的，他的言行获得了社会的回报，他自己认识到，仲淹三贬而光，多次被贬反而在民间有更大的声望。我们还可以举例，比如，现在不少经济学家，在大众心中只具有戏子的意义，有些朋友甚至直言劝经济学家不要帮闲帮凶，不要主动做替罪羊，不要活着时看到自己的葬礼。因为确实，社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埋葬了他们。

　　中国人的历史感有自己一整套文明机制。它是普适的而不是特殊的。它是关于个人的文明认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因果论式的历史感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不同。社会学家证实，一个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关，比如调查江南明清以来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荣几代甚至十几代的，都有着善良、诚信、正直、谦让等等品德，反之，那些奸滑、自大、虚伪之人，虽然暴发，仍会破落。这种历史现象，如果用知识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发展出一大套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知识来，从中得出结论，人要诚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观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这种历史现象在于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捡选的人。但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直觉，使得中国人活着有一种相当踏实的认同，他活在这种历史里，他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这种历史感在各个阶层里有不同的落实方式，我们简化一点说，它在老百姓那里是因果报应，它在儒生和士大夫阶层那里是因果律，它在统治者那里是天象天谴天命和人心向背。它也有知识背书机制，比如个人修史传统和朝廷修史传统，无论哪一种历史写作，都是要进行道德审判，在这种审判里，中国人完成了自己的价值和生命认同。它当然也有物质财的表现形式，比如宗祠、庙堂、各种民间组织，有仪式、节日、有祖先崇拜，但它更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处理态度。现象学有一个词叫悬搁，直取本质，中国人也是，中国人把客观规律或上帝什么的都悬置起来，中国人的历史仪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方便，是孔子说的，祭如在，是老百姓说的，信则有；为什么要祭，要信，还是要解决中国人的精神或心理问题。中国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在于中国人求放心，在于救济中国人自己。

三．当代中国人的史观

　　通过观察中国人的历史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感正是一种非常坚实的信仰情怀，是一种做人做事的信念。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不仅属于过去，它也活在当下，活在我们心里，并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教养自己和后人的财富。

　　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坚定的入世宗教。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早熟，之所以没有经过别人那种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因果论的历史感，它比经院哲学和修道院论证上帝存在更有社会关怀，更有个人关怀。它更世俗，西方人需要通过现代化来完成除魅的任务，中国人是通过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完成的。

　　如果我们也俗一把，说一些别人有的我们古已有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精神中国早有了，中国人的自由意识是通过历史感的意识来表现的。19世纪的俄国赫尔岑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境界可以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少有达到：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锁钥、任何公式能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目的亦绝非真实目的，每一时代各自有其质地，各自有其问题；捷径与概括不能代替经验……但他的这种思想在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里有着非常好的答案，也有非常好的解决之道。中国人相信生命存在，既非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也非从上帝的选民等角度来相信，中国人从来不说，我种下了龙种获得了跳蚤，中国人习惯说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We Chinese have a saying: "If a man plants melons, he will reap melons; if he sows beans, he will reap beans." And this is true of every man`s life: good begets good, and evil leads to evil.

　　这种历史感在传统文明里，借助于儒生、士大夫阶层和史书写作而得到了加强。但到了近代，这种历史感开始出现问题了，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怀疑，它能否沉淀出真实，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根本动摇了。

　　我们可以说，现代转型上百年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历史危机的。只是上百年的历史进程都没解决得很好。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史观出现了问题，历史正义反而被意识形态教条和政党学说取代了。

　　按照一些朋友的说法，我们作为后发民族的现代化历史，其特点是观念先行，协同进化的历史。但观念，必然比不上现实更生动更不确定，甚至也比不上传统文明模式那种大成包容的一面。所以新儒家们认为中国文明的现代化是坎陷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一种智慧，一种佛家所说的般若，一种直觉，但在现代转型的历史里，智不得不把自己坎陷为识，一种死的知识。这种知识甚至是妄自尊大式的，它不接受其他文明的智慧，它宣称自己是宇宙的法则，是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型的东西。

　　在这样一种现代观念面前，不仅传统文明、而且人本身都显得不足道了。一切都服务于这种历史主义，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对历史的解释不再是由人心人性来完成，而是由观念、阶层、政党、国家来完成。历史文本的说法出现了，人只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

　　实际上，这种历史危机自宋明以后就开始了，以至于王阳明不再诉诸历史审判而直接诉诸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努力当然不足以挽救传统文明的危机。传统文明确实需要其他文明的撞击才能新生。

　　但这样出现的史观就跟传统史观不同，它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式的史观。这种史观首先是由党派和阶层来表达，它们的拳头粗，力量大一些，这种意识形态史观支配中国人一百多年，比如有人说国民政府的史观延续了传统史观，又有所变化，孙中山承继文武周公等人的道统；又有人说中共的史观早期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式的，把传统历史看作人的史前史状态，把中国历史看作一片黑暗，只有自己能把中国人带入新天新地；后期史观则是黑格尔式的，把执政当作现实存在，现实的是合理的，它的执政是中国特色的绝对精神。

　　这些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当然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个人史观仍在党派史观的极权笼罩下发挥了自己微薄的作用。这些史观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不多，比如民国的时候有李宗吾的厚黑史观、梁启超的大历史观、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史观、雷海宗等人的史观。

　　最近二十年来，在个人史观方面有所阐述的仍是非常少的。我们数得出来的，柏杨的"酱缸"文化说，大家是很熟悉的，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大酱缸，不能流通，不重视活的生命。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未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封建专制的历史那么长，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孙隆基的深层结构说，则是偏重于文化层面来揭示中国人的丑陋。

　　还有一种苏晓康的大陆文明说，即说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型文化，今天要开放就得引进海洋文化，就得习惯海洋文化。

　　这些说法大同小异，都是要指出中国人、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的不足，以求得更大进步的努力。他们都属于历史主义史观的范畴。

　　属于这一范畴的还有唐德刚和黄仁宇。唐德刚在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国体"转型论"之说，这一"转型论"在90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转型论"将我国自西周以来的社会历史划分出两个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发生在秦以前的战略阶段，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转型"的标志可以概括为12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转型之后的中国，照唐德刚的说法儿，是千年不变。第二个转型期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1839－1840），秦汉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逐渐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历史几乎十年就要变一变。这第二次转型期被唐德刚喻之为"历史三峡"或历史的"瓶颈期"："中国的近代史就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现在已快出峡，约再有三四十年，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就能走出坦途。"黄仁宇也是大历史观，他的史观认为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有它在大历史中的任务。比如他说蒋介石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上层社会的整合；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下层社会的整合。

　　还有一些史观，比如大家熟悉的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大家不熟悉的任不寐的灾民史观，还有我本人的类人孩史观。

　　这些个人史观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们跟传统中国史观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就是从人心人性的位置上后退了，退到历史决定论、历史主义的怀抱。这些史观虽然表达得极富个性，却从孔子、司马迁那类个人写作的历史传统里退后了一大步。那种建基于人心人性之上的历史审判功能，经由孔子、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的意义，就被一种转型的历史目的代替，为这一历史目的服务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处。这些史观虽然突破了党派的意识形态史学，但他的史观跟意识形态历史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种现代史观跟传统因果论式的史观有很多差别，它不再敬畏了，它出于理智地神话了历史。现代历史本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但我们的史观反而给历史添加了神秘的色彩。这种现象带来了很多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感出现了危机。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审判能力、失去了现实和历史的审判能力。凯恩斯说，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当代中国人在这样的知识面前绕不过去，而失去了自我。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只是有个体自觉，只具有个案意义。中国人开始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之外，寻找另外的拯救之道，比如离开自己的同胞，到另外的地方谋生，但他们仍有不安；比如因信称义，因名称义，他们信仰宗教，去做礼拜，热爱自由主义，去读经典，但他们仍有不安；这都是离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历史去寻找一种替代方案。

　　而别人的文明在现代转型里不仅通过除魅化的世俗过程，消除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那种神圣崇高的一面，而且通过新闻出版、学校教育、政治制度等多种形式明确了是非善恶意识，明确了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他们的历史感跟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一样，跟当下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比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更进一步，他们的审判监督功能是及时实现的。在他们社会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机制，这种机制监督一切官员、商人、学者，使他们不要犯下基本的做人的错误，一旦犯错了，社会也会逼使他们认错，如果不认错，社会有力量使他们出局。

　　可以说，发达社会的制度功效正是中国人理想的历史审判能力。遗憾的是，今天中国人的历史感还没有强到超越古人，达到跟发达社会同步的程度。我们今天的现代转型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比如我们虽然也有审判监督意愿，但我们的社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意识走在社会机制的前面，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们之所以还能够做秀、表演，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未形成一种良性机制来审判他们、来认识自己。

　　因此，怎样读历史，其实是怎样读我们自己的内心，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要我们还有心，我们的历史感就不会丧失。我们仍会用自己先辈们常用的方法立身处世、安身立命。从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正在恢复，正在从个案向普适性转变。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民间对陈寅恪、顾准、林昭、王小波、黄万里、李慎之的纪念活动，都表明一种历史价值评判机制的启动；比如网络所代表的民意，不管人们说那些民意多么民粹，盲目，但它仍是了不起的，它反映了网民要求自己选择自己做主的主体意识。还有这些年历史图书的热销，读经运动，传统节日、民族服装的讨论，都象征中国人历史感的恢复。我相信，假以时日，一种以因果论的历史感为基础的文明重建工作也会卓有成效。这样，我们活在当下，也是活在历史里，活在未来的世界里。

　　跟传统历史感的个人领悟不一样的是，今天的中国人要想在现代化历史里获得坚实的历史感，一定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要使自己充分社会化。这种公共参与要通过知识产品、人物事件、社会运动来实现。比如，行己有耻一条，你不能说你活了一大把年纪才知道什么是光荣耻辱，你也不能把这些光荣耻辱灌输给别人，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标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然，你也不能说你打小就知道耻辱所以不屑于别人讨论什么是耻辱，一切都取决于互动之中。传统文明的美好的一面是需要在今天以制度化和其他方式来保守下来的。我记得在民族危机的时候，章太炎讲学的核心就是讲行己有耻。还有，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跟西方人的知识系统不一样，就妄想重构我们的现代化，就觉得我们不需要西方人的政治、道德标准；我们可以借用他们的知识工具，来加深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像我前面说的，江南几百年的家族变迁，就完全可以写出很好的历史作品来。这种公共参与就是要把儒生们说的"智的直觉"转换成社会秩序建设上来，把人的充分个体化跟充分社会化结合起来了。伦理的、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就会在我们的社会里扎下根来，我们生活其中就会免于恐惧和匮乏，我们也有着必要的虔敬和自由，而这样的现代公民才是一种人格自我完善的人。

—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徐悲鸿艺术研讨会发言

陈丹青

　　这次会议的议题很有意思，也很“恶毒”，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如何成就大师？”答案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但我不敢说。我只敢把议题的意思反过来问问，就是：“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徐先生1895年诞生，歿于1953年，得年58岁——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但不会是他徐悲鸿。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是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为什么呢，诸位知道，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么？可以重点谈。

　　但是，我们谈徐先生的“人和”，与他的“天时”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的“地利”不可分，因为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前已说及。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便无从谈起。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一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阀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得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据蒋碧薇回忆录回忆，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顺便一提：那时的法国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十九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国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藏在中央美术学院。

　　当年徐先生回国出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即今日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前身），他不必加入国民党，不必接受XX部文化部政审，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民国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今天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正好在座，他本人就是徐先生的美谈：当年刘先生不过是江西一名小学生，给北京的徐先生写信请教，徐先生回信鼓励，后来就被收为弟子——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敌，就是刘海粟——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诸位知道，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华格纳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相争……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中国也有：譬如北宋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和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得出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付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付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帐；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熹结交，人家买他的帐；他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帐；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付作义召开京城贤达名流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付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帐；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帐——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悲鸿给学生俞云阶送一幅大字“勇猛精进”。结果俞先生当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头。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一意孤行”，今天那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所以我也给在座各位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

　　最后我要替徐先生庆幸：在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可谓生逢其时、死逢其时啊！！

陆键东

    学贯中西、文史兼通的陈寅恪是位学术大师，但是他的最后20年充满艰辛与苦难，他经历了哭泣的1958年，他遭“膑足”双目失明之磨难，但就是这位暮年老人拒绝向权贵低头，谱写一曲人格正气之歌。

一

    探寻这位心实已死、只余躯壳忍受折磨的文化大师那不死的精神世界－尽管这非常困难，印痕已渺不可辨。据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若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探问，但数年间她还是有一些机会与陈寅恪见面。

    有次，陈寅恪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又有一次，陈寅恪对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二十多年后，回首往事，黄萱这样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陈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陈寅恪这些话表明，“没有参加运动”的老人，对形势并不陌生，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与敏锐。

    从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画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

    1967年4月2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1967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迹近难寻。那么，支撑着这位早几年已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的文化大师，度过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

    一份当年中山大学编写的“形势报告”，有一段充满了极“左”语言的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在这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

    在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一年，中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革命群众“愤恨至极”，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校方痛斥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一句诗，出自《论再生缘》中陈寅恪感叹与陈端生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造反派”们只是凭直觉认为“兴亡遗恨”与新旧政权有关。

    “不甘心”的陈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残存了一千多个日子，直到耗尽了最后一缕不平之气。从1959年陈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开表达“死”的意志开始，“死亡”的话题从此若隐若现地伴随着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顽强地活着。当无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来解脱生命所不能随的屈辱与重压时，甚有条件自行了断此生的陈寅恪，却表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志。陈寅恪的“不甘心”，绝非如“造反派”所认为的为了“蒋家王朝”。

    在1963年至1964年的官方档案中，明确地记载着这两个“备战”风云甚浓烈的年头，陈寅恪对形势有如此判断，“他对国民党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陆表示怀疑”。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他（陈寅恪）表示高兴，认为我国有了核力量将会更加强大。”这些记载表明，陈寅恪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分析与评估，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陈寅恪的“不甘心”，也许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而他作为一个学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节，至死不渝的精神信念，以生命惨遭蹂躏为代价，经受了平生以来最残酷的一次考验！

二

    陈寅恪没有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令陈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帮凶的一物－有线广播的高音嗽叭。“文革”时整个中国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惟有很多“革命行动”显得步调有序、反应迅捷，其“功劳”首推这种高音喇叭。在运动中，它是一种极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时对于很多被批斗者来说，它传递着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有两年多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在这段岁月陈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残，想来其真相已永远不足为外人道矣。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梁夫人为这一野蛮行径添了一个有力的旁证。陈寅恪的心脏病日趋严重。

    折磨，在1967年1月后进入高潮。陶铸被打倒，各路打着不同旗号的“造反派”纷纷上门逼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用“惨无人道”一词来形容，并不为过。1967年夏，唐篔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大概是在这个时候，陈寅恪写下一幅“遗恨塞乾坤”的预挽爱妻的对联。联云：涕泣对牛衣，（廿廿）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对泣”的古典，比喻为夫妻共守穷困；“废残难豹隐”，道尽人生的无奈：天欲绝陈，先毁其目，后夺其足，即便命运如此，欲觅一避世隐居处了此残生也不可求。这副“预挽妻联”语气极之凄凉，在生命快将终结之时，历史与现实强加给人生的各种“俗累”逐渐隐去，最古朴的一种情怀开始弥漫。

    生命经历了数十年的奋进、搏斗、挣扎后，终于又回复到它最朴质的本色：自它诞生之日起，便有万般忧愁，活着是一种痛苦。陈寅恪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副对联，非是文化意义的，更非是政治意义的，而是人类永远不能摆脱的一个感受－关于生命的苦难。

    唐篔经年为病痛所困。在晚年，陈、唐两人一直认为唐篔将先陈寅恪而去，这也是陈寅恪在唐篔生前预撰挽联的一个内情。在1967、1968年之际，这对四十载相依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这段时期，陈寅恪向校方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

“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篔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篔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篔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篔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

    如“婴儿一般”失去旁人护理便无法生存的陈寅恪，在这一刻充盈着丈夫的怜惜之情。在陈寅恪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日子里，陈寅恪的“申请书”，无疑是用生命写就的。此时，陈、唐两人相依相存的情势已变成唐篔一人独力撑承两个生命的重荷。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二女儿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1966年结婚迁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中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恪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亲属中还有贴大字报云“要坚决划清界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千万个家庭亲情的伤害，也在陈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对于实际上已“死”过许多回的人来说，所有的伤害已变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三

    死亡的气息终于逼近。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十六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陈寅恪的死亡。“文革”结束后，陈寅恪获得“平反”，当年迫令陈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释为：“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用来作指挥部。”一位对陈寅恪晚年甚为了解的友朋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陈寅恪不搬家，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陌生的环境，已不成样子的家，并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这一年已走到尽头。在这最后的时刻，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校园大部分人（包括陈寅恪两个女儿）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革委会与“工宣队”等权力机构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

    “文革”结束后，校方传出陈寅恪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这个说法，正是源自这段“革委会”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的时期。真相如何，恐怕永远都不可探究。因为直到陈寅恪死后，中山大学的有关材料依然用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语调，评价“比狗屎还要臭”的陈寅恪的所谓政治态度。死不悔改的陈寅恪，死后依然遭到诅咒。在这生命最后的二百来天里，陈寅恪已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他也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陈寅恪死得很平淡。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这样死去，在那个年代很普通，很常见。经年的苦难一朝得结束，于陈寅恪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很平淡的死，只把悲壮留给了后人。对自己的结局，有一点是陈寅恪预测落空的，那就是他先爱妻而去。正因为这样，在他去世后，令人很伤痛的一件事发生了。

    四十五天之后，1969年11月21日晚八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篔亦追随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篔死于心脏病、脑出血。但在这四十五天中，唐篔从容为自己安排后事唐篔连一些细微的事情也安排考虑到了，她曾对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唐篔去世后，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便解开了生与死的谜底。

    死，是轻而易举的。唐篔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着生命，只需停药数天，生命的苦痛与哀伤便永远结束。十八年前，“我敬姐志节”的唐篔曾满怀感伤之情写下《哭从姐琬玉夫人》的悼念诗，诗中两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并以敬怀的笔触写下这样两句：“姐母殉夫死，姐亦传其烈”。十八年后，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显现。七十一岁的唐篔，平静地了断了缠绕七十一年的人生之凄苦。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篔，亦为陈寅恪而死。陈寅恪的人生，应该延续到1969年11月21日这一天。

四

    命运各异，但悲剧却相似。让我们看看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来往密切的一些人的最终归宿吧！

    陈序经，在1963年兼任广东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文革”期间，陈序经因岭南大学那段经历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受到专案审查。1967年2月16日，一向身体很好的陈序经，在南开大学面积仅6平方米的临时居所里突然去世。“造反派”坚持说陈序经是畏罪自杀，结果解剖尸体表明，陈序经死于心脏病突发，时年六十四岁。陈序经身后遗下四、五百万字的著述。陈序经死后，他暂存在中山大学的三千多册珍贵书籍被学校后勤部门当废纸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共得款一百二十七元零二角。

    周寿恺，五十年代后期任中山医学院副院长，并兼任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文革”期间因在四十年代曾为汤恩伯、俞大维、陈诚等人看过病而受到一连串的迫害与凌辱。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周寿恺被秘密地关押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饱受摧残折磨。1970年6月15日，对内分泌学素有研究与建树的周寿凯，因“造反派”拖延时日不给医治而死于胃出血，年仅六十四岁。

    梁方仲，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因精神苦闷忧郁成疾，在1970年5月18日因病去世，年仅六十二岁。

    刘节，是运动初期在康乐园第一个受到批判的人。在“文革”期间，刘节共遭受六十多场批判。最屈辱的一次批判，是斗争完毕，红卫兵们仍意犹未尽，当场喝令刘节“不准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结果，在拳打脚踢与怒骂声的夹击下，年已花甲的刘节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学的大礼堂。当社会传出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的消息后，刘节却这样对人说，“翦伯赞死得不值，每回开会批判我，我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背得差不多了。”1971年，中山大学一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对刘节有这样的记述，“刘节旧思想仍顽固，在学习班上还说儒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精神，还大谈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义。”1971年“林彪事件”后，“评法批儒”的风云人物杨荣国走红，与“尊孔”的刘节形成尖锐的对立。杨、刘两人十余年间的恩恩怨怨纠缠已变成一个不可化解的死结。刘节再遭精神上的迫害。1977年7月21日，刘节死于喉癌，终年七十六岁。刘节身后遗下十二箱古籍，因其居所潮湿，绝大部分让虫蚁蛀蚀掉，剩下的残卷不足两箱。

    吴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着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七十年代初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69年，在一场批斗中吴宓左腿被“扭折”，从此只能倚杖艰难地行立；双目又因白内障一度“全盲”。陈寅恪晚年遭受“膑足盲目”的痛苦，吴宓都经历到了。这位毕生都具有书生气的学人，在“文革”期间有这样一个“笑话”：吴宓知道“造反派”即将来抄家，他想到了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便急忙请求一个亲友将日记运走。待这件事安排妥当，吴宓又忍不住在一本簿子上将此事详尽记录下来。后来吴宓果真被抄家，抄家者自然找不到吴宓的日记。但抄家者却发现了吴宓述“日记运走事”的那个簿子，遂按图索骥最终还是将吴宓视作毕生心血的日记悉数抄走。“迂”得可爱的吴宓，在1971年9月8日给中山大学寄去一信，探询陈寅恪夫妇的“生死情况。”历二十余年“新风尚”的洗礼，改变不了的还是人生?1978年1月17日，时年八十四岁的吴宓去世。可算高寿的吴宓，如何度过最后屈辱的十年，历史当还有许多“待发之覆”。

    黄萱，1966年7月离开陈寅恪回到历史系参加运动。尽管这位善良的女性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但陈寅恪的命运也就是她的命运。在“揭发批判”最紧张的日子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大楼，曾挂出一条从楼顶拖到楼底的巨幅标语，上书“黄萱与陈寅恪同穿一条裤子”。陈寅恪死后一年，校方依然逼迫黄萱交待所谓“与陈寅恪的关系”、“为陈寅恪干了些什么坏事”等材料。196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捕捉到一个“新动向”：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该年历史系一份总结报告逼真地描述了这一“革命行动”的全过程：清查小组第一次找黄萱谈话，“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二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宣交出九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二十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八百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万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但命运并没有放过一生淡薄名利与金钱的黄萱。1970年，她挚爱的丈夫周寿恺怪遭折磨而死。其时她正在“五·七干校”，竟不能看丈夫最后一眼，留下了终生的痛恨。六年后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又夺走了她心爱的两个小外孙。至此，这位目睹了与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女性，已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当年，陈寅恪对自己这位外表很平凡的友朋曾有这样的评价：“拿得起，放得下”。1973年，六十三岁的黄萱悄然退休，开始住在广州，后移居故土厦门。在鼓浪屿那座宽阔的别墅里，这位陈寅恪晚年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超然世外，日观云海，夜听涛声，依然勤奋地读书，静静地感觉日子的流逝。拿得起，放得下。陈氏知黄萱深矣！

    端木正，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事曾引起陈寅恪的不满。这是迄今仅见的陈寅恪同情右派分子的一次档案记录。“文革”期间端木正再受冲击。1979年中山大学恢复成立法律学系，端木正出任首任系主任，后兼任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1990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被誉为中国最年长的法官。在陈寅恪晚年信赖的友朋之中，端木正是最年轻的一个，他目睹了历史的沧桑变化，他有幸在晚年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热和光。历史毕竟在前进！

摘自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

附：陈寅恪先生轶事三则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就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让他们不可为难陈寅恪，于是军部就给香港司令下文，照顾陈家。当时物质极为匮乏，香港司令就派人给陈寅恪家送去了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是绝不会吃日军面粉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唐筼就往外拖—陈寅恪的学识连敌人都征服了。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遭到拒绝。离开大陆后，蒋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皆失望而归。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一直为蒋介石引为恨事。

　　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再查找，后来查知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陈寅恪晚年深得陶铸的关照，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陶铸就派人在陈宅的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散步时不致跌倒。

摘自《国学大师之死》 当代中国出版社

-评《窃听风暴》

龙应台

　　今年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国作品《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又译《别人的生活》)，在取得小金人之前便早已引起了轰动，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2006年欧洲电影奖上的最佳影片、年度男演员和年度编剧三项大奖……热烈的关注和议论从德国本土蔓延开来。

　　本报曾在2006年第四季度娱乐盘点中对该片作出重点推介。《窃听风暴》与三年前的《再见列宁》有点相似，时间背景都是东德末期，故事将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公布于众，同时以一丝温暖打破同类电影的俗套。

　　奥斯卡的小金人，使得这部德语文艺片再一次受到更广泛的关注。知名专栏作家龙应台应本报之约，写下了对该片的所感所想。

—引子

1　列宁听贝多芬

　　《窃听风暴》(《别人的生活》)，今年度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真的很特别。一夜成名的导演，东诺士马克，是个初出茅庐的人，只有三十三岁。得奖的作品，是个啼声初试的作品，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而且，他不只是导演，剧本也出自他的手。从构思到完成，整整九年。

　　九年前，东诺士马克还是个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学生，有一天在家中发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突然想到列宁当年是怎么谈这个奏鸣曲的: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国的《时代》周刊报道了莫斯科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情景:

　　这样一个人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2　布莱希特看加利略

　　列宁为了保持革命的纯粹性而抛弃他最爱的《热情奏鸣曲》，东诺士马克就试图用电影艺术来演绎:如果革命家真正听了《热情奏鸣曲》那样的音乐，世界会不会不一样？

　　地点是德国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时间是“一九八四”——这绝不是个未经细思的年份。欧威尔的黑色预言，正笼罩柏林。秘密警察魏斯乐，是个奉公守法、爱党爱国的忠贞公务员。他善于侦讯，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残敌人意志，取得口供。他相信，国家的安全必须依靠像他这种忠诚共产党员的无私付出。

　　领导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找出他的“污点”。

　　德瑞曼是个典型“体制内”的作家。爱国，不反党，享有盛名，与党的最高领导都有交情。所编的剧本演出时，总是冠盖满京华的待遇。文人朋友中，有愤懑的不合作者被禁止出境，他不作声。有批判当局者被监视、被孤立、被“灭音”，他同情，但不行动。这样被党所爱，他也自信自己不在被国家监控的名单内。

　　他不知道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他美丽的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部长将他置入全面监听，期待找到污点，以遂私欲。克丽斯塔，在绝对的权力下，不敢不从。她先是屈服于部长的欲求，又在威胁之下出卖德瑞曼；文人和艺术家在国家机器的巨轮之下犹如蝼蚁求生。

　　一个前辈导演的自杀带来了德瑞曼的转变。深受德瑞曼尊敬的舞台导演，因为“不听话”而被剥夺了艺术生命，终于以死来表达抗议。向来选择不挑战当局而如鱼得水的德瑞曼，在听到消息的一刻，沉痛之余，坐在钢琴前，开始忘情地弹起热情澎湃的《好人奏鸣曲》——一首以《热情奏鸣曲》为模板的新曲。

　　德瑞曼面临抉择:他继续独善其身，假装看不见那个充满压迫的世界，还是准备牺牲所有既得的利益，起身以行动反抗。

　　他决定成为行动者。冒着死罪，写了一篇长文，揭露东德隐藏自杀人口统计数字的文章，透过地下管道，送到西德发表。

　　认真监听着他的秘密警察魏斯乐，戴着耳机，当下就听见了《好人奏鸣曲》，激动不能自已，流下了眼泪。

　　在此之前，他从德瑞曼的书房里“借”了一本小书出来，躺在床上念，那是布莱希特的诗:

忆玛丽亚

夏日晴空在我俩之上

深深凝视那朵云

那样纯白，那样高

当我再度凝视

它已消失

　　眼睛如冰冷玻璃，从来不流露任何情感迹象的秘密警察魏斯乐，在深夜的孤独里，读诗。

　　从监听，魏斯乐当然知悉德瑞曼的“叛国”计划，忠贞的秘密警察面临抉择:他应该忠于他信守了一辈子的爱国爱党那一套原则，还是他心中被“奏鸣曲”和诗意外敲醒的善恶直觉。

　　布莱希特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也不会是未经细思的。他是东德共产党供在神桌上的社会主义伟大作家。可是他的两部盛名之作，《加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讨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在面对不公不义的强权时，个人的抉择是抵抗还是妥协？在面对善与恶的拉锯时，个人的抉择是往善还是从恶？

　　在布莱希特的剧本里，加利略面对教会的压迫，选择了不抵抗的妥协，但是用妥协所赢得的空间设法将自己相信的真理传递出去。所以他的学生认为，他的妥协其实是一种真正的英勇。《四川好人》的道德，使得她无法生存；必须依靠一定程度的“恶”，才能保护她自己，让她的善得以存活。布莱希特半生面对纳粹的国家强权，辗转流离；到了美国，又被迈卡锡反共主义逼迫着交代政治立场。个人面对不义的国家强权时，究竟要怎样做自己的道德抉择，究竟要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点，一直是布莱希特作品里最重要的问题。

　　在“一九八四”的历史时空里，作家德瑞曼和秘密警察魏斯乐所面临的，是和加利略，和布莱希特，同一个问题。
　　

3　穆荷演魏斯乐

　　东诺士马克拿着写好的剧本四处筹钱拍片时，一路碰壁。碰壁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它不是喜剧，而且主题太严肃。

　　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十五年间，以共产东德的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不是没有，但得到市场青睐的几乎全都是喜剧片，譬如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对于消失了的东德社会主义岁月用一种落日余温的温情、不伤筋骨的调侃，加上一点淡淡的怀旧情绪，组成了面对过去的主调。《窃听风暴》在德国引起骚动，除了电影本身的艺术品质之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这大概是两德统一十六年来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认真刻画东德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影片。

　　围墙在一九六一年树立起来，到一九八九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八百零九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九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去管控一千七百万人民——相对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十七万五千名线民，包括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所以东德人并不那么愿意去翻开自己的资料。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会带来幸福还是更深的痛苦？大多的电影对东德阴暗的历史轻轻带过，是不是因为，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说，人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责？

　　曾经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东德人也组织起来了，添了白发的他们说，他们当初也不过是尽他们的“首土有责”，做的是一份荣誉的工作，并没有罪责可言。可是那因他们的“荣誉”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们，仍被记忆折磨。政治学上所谓“转型正义”——在改朝换代、价值翻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恶、追究奖惩和责任，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仍旧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课题。

　　东诺士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来信，“有时候，”他说，“我不敢打开，因为，里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来跟我诉说，我只好说，我不是神父，没法帮你告解。但是通过我的电影，人们似乎认识到一件事:你，是有选择的。”

　　他指的是秘密警察魏斯乐。为了不忍见德瑞曼以叛国坐牢，为了忠实于他在听《好人奏鸣曲》和读布莱希特的诗时的感动，他选择放弃仕途，付出代价:被降职到地下室去做拆信员。统一变天之后，他也翻不了身，仍旧在最卑微的底层艰辛求存，做一个递送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而在“一九八四”的朝代里呼风唤雨的那个文化部长，统一之后，摇身一变，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大人物。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钱学森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凤凰卫视中文台
首播：10月3日周二21:50
重播：10月4日周三15:15

    一群人，亲手将自己的孩子遗弃街头；另一群人，人到中年仍不知自己的姓名、年龄和家乡；五十年，血浓于水的骨肉传奇；千里路，数万人的漫漫寻根之旅。《冷暖人生》系列节目江南孤儿下集。

生活被逼绝境送走儿子后悔了一辈子

    2002年，南京《扬子晚报》上登刊了一条新闻，一批来自北方的孤儿来到江南，寻找当年失散的父母亲人。消息一刊出，马上引起了南京郊区柘塘镇陈孝和老人一家的关注，他们马上和这批孤儿取得联系，经过身份与身体特征材料比对，他们相信，一个来自内蒙的、名字叫钢特的孤儿，就是自家曾经遗弃的儿子。

    王艳君：我接到这个电话，他说他要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激动，反正又流眼泪又高兴，一路奔驰，奔回我妈妈家。告诉妈妈你儿子回来了，我妈妈又哭又笑。

    2002年5月1日，刚特从内蒙赶到南京，陈孝和一家人相见了。

    王艳君：我们一个村里的都来看，就像看一个电影明星一样的，两边全是人，屋里待不下，我妈妈烧了好多菜。

    解说：一家人沉浸在亲人团聚的喜悦之中，但在等待鉴定结果的一个星期当中，所有人的心里惴惴不安。陈瑞玲是陈家的长女，在七岁的一天，她忽然了解到自己的这个家，以及父母心中的一个巨大的隐痛。

    陈瑞玲：我爸爸妈妈在夜里就是互相责备，有点好像后悔那意思，孩子送掉了就看不到了，就后悔了，就夜里面他们两个悄悄地说，我呢没有睡着就听他们说，我就第二天跑去问奶奶，奶奶就哭了。如果不把他送走的话，可能是命都没了，实在是没办法，本来他是活蹦乱跳的，又会说又会笑，长得白白的皮肤。

    奶奶说，那时候这么好的孙子，我舍得送孙子吗？没办法，要给他一条活路，如果摆在家里逼死无疑，所以选择了送走他们，这是我妈妈后悔了一辈子，送走了儿子。

相遇是历史的巧合 还是命中注定

    晓楠：来自内蒙古的钢特和南京郊区的陈家人，素未谋面。如今，他们却共同享有着一份难得的幸运。他们是这支奇特的南下寻亲队伍中为数不多资料初步吻合的人，虽然还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他们的亲缘关系，但这一点点地希望已经足以让同行人们对他羡慕万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南下寻亲之旅，可比大海捞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孤儿，寻亲，这本应该是离奇少见的个人遭际在这里却忽然之间像是被复制过一样成为了一群人的集体命运，他们的相遇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中注定，是什么能造就了这么多的骨肉离分？故事还要从四十多年前说起，1960年起，连续三年的严重的大饥荒笼罩全国，人口密集的苏浙皖农村一带，粮食严重短缺，万般无奈之下，很多当地的农民认为城里有饭吃，纷纷将自家的幼子遗留在城市的街头。1960年，南京、上海、无锡等地的孤儿院中因此就一下子增加了数万名孤儿，不堪重负，为此国家紧急将这些孤儿疏散到华北东北和内蒙，动员当地人领养。由此，数万名江南孤儿远离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姓名、年龄和身世，像谜一样从此走进他一生的命运。

    解说：奶奶提到的被送走的孙子其实是陈家的次子。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食堂运动"已经使江苏农村的民生陷于困境，母亲徐荣珍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去公社稻田里偷割稻子，被公家人发现后连夜逃走，不知去向，60年初，大饥荒来临，独自带着两个儿子在家的父亲陈孝和，生活被逼入了绝境。

    陈孝和：哪有东西吃，草根都吃，咸菜的根都吃。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不是我一家，大多数，在农村都没有得吃，我们这个地方一百多天没发一颗粮食。实在没有办法了，小孩饿瘫了，饿得不能走，瘦得不像人，那个脸这一点点大小。

    解说：绝境当前，陈孝和决定外出逃荒，他把长子留给父母，也忍痛在心中为小儿子选择了唯一的一条生路。1960年3月8日，是陈孝和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这一天，他背起快到三岁的幼子陈世昆，与几个乡亲踏上了通往南京的大路。

    陈孝和：到南京新街口，我记得是个面店，当时我们去了里面，我就买了两个包子给小孩吃的。他就趴在那吃的，外头披了一个大棉袄，厚棉袄。

    解说：陈孝和将自己的大棉袄披在儿子的身上，最后看了一眼正在狼吞虎咽吃包子的儿子，眼泪一下子蒙住了他的双眼。

    陈孝和：老二只顾吃，看都不看，只顾吃。他从来没见过包子。

    陈孝和：当是我在哭，他们三个架着我哭着走的。我还想回头，出了门我还想回头，他们把我拖走了。

    晓楠：这父子诀别的悲惨一幕，就发生在47年前，南京的一个面馆里。如今，47年过去了，当我们再度漫步南京街头，看着满眼的高楼与车流，奔忙的人群，我们一次次的想象那个场景、也试图去感受那个父亲彼时的心情，总觉得不可思议。事实上是，很多人告诉我们，这样的痛没有亲生经历过那样的年代那种境遇的人，只怕永远难以感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据保守估计，至少有五万个孩子，像陈世昆一样被他们的父母遗弃在城市街头，也就是说，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一幕，曾经上演过成千上万次，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时间，相同的心情。

    而半个世纪过去，这数万名江南孤儿以及数万个当年骨肉离散的家庭所衍生出来的亲情悲剧，所波及到的人数，更是难以计算，陈家的故事，只是失散的茫茫人海中我们得以窥见的一个小小的分支。

    解说：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母亲徐荣珍返回家乡，见到了刚刚逃荒归来的丈夫，还有残破的家。

    40年过去了，陈孝和和徐荣珍又养育了几个女儿，但是小儿子陈世昆却成为一家人心中永远的痛。全家人在悲伤、期盼和寻找中度过了四十年。

    陈世昆：妈妈背着爸爸淌眼泪，爸爸背着妈妈也淌眼泪。妈妈怕爸爸伤心，爸爸怕妈妈伤心，我说我哥哥为什么不来找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天天想你，天天盼你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

    老头：我天天看电视。第一次看到寻亲的时候流眼泪，看到人家的孩子。过年过节想起来，没办法流眼泪。我想我们找他，他如果不找我们也很难找到，他认也好，不认也好。 

四十年苦寻自己命运之谜

    解说：陈世昆小时候，左侧小臂上有一处椭圆形的疤痕，一家人凭借这个特征，苦苦寻找了他四十年。2002年，来自内蒙的孤儿钢特因为此处特征相符，赶来南京与陈家相认，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要依赖亲子鉴定的结论。

    陈世昆：到五点半钟我就起来了。我烧饭给哥哥吃，我说哥哥你一看满屋子全是烟。抽了一夜烟，他说，我考虑好了。假如做了亲子鉴定，你妈妈不是我妈妈的话，我就把她当我的妈妈，亲妈妈一样待，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愿意我说，我会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

    晓楠：其实，此时陈瑞玲已经拿到了鉴定结果，鉴定结果显示：刚特和陈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听了钢特的这番话，陈瑞玲悄悄将鉴定书收了起来。几天后，钢特踏上了北上的列车，然而就在半路，却因为心情兴奋而与朋友痛饮几杯时，心脏病突发而猝死。钢特走了，怀抱着这来之不易的团圆梦想。

    陈世昆：我妈妈说我现在很幸福，但是就这一件事很难忘，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想找到儿子，如果我有一天见到儿子，我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是爸爸妈妈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不管你怎么责备他，他都不会怨他，只要见他一面，哪怕不叫他一声妈妈。他都愿意，只要见他一面，她死就瞑目了。妈妈跟我这么说，你说我们能不帮她吗？所以我跟妈妈说，妈妈你放心，即使你们过世了，我也会帮你找的，找到我过世为止。

    晓楠：时间进入了21世纪，距那场灾难过去了四十多年，当年为了拯救这批孤儿，国家安排他们北上，在铁路所经城市，动员当地人们收养，据说当时周恩来甚至出面和内蒙古自治区书记乌兰夫协商：草原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儿们接到内蒙，有草原上的牧民抚养吧。和陈家相认的钢特就是被送上了去之路。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凡是在当年火车站响起孤儿哭声的城市，都无一例外的成立了孤儿寻亲团，寻亲的人们说，他们自己也说不起清，好像是突然有一天，原本独自苦苦探寻自己命运之谜的人们发现，这条路上原来有着那么多同行者，他们没有找到亲人，却凭借共同的经历找到了彼此，并一见如故。于是，江南的一些城市，上海、无锡南京等地也都人们纷纷举办了认亲大会，数万个遗弃幼子的家庭也盼望着他们的回归，就这样，如同两股洪流，孤儿们和寻子家庭们汇集于寻亲大会的现场，上演了悲欢无数。 

意想不到的烦恼

    解说：2000年，一批来自陕西潼关的孤儿来到江南，寻访了几个城市的孤儿院和民政部门后，他们一无所获，正当大家准备失望而归时，其中一个叫李万成的孤儿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江苏宜兴的一户陈姓人家在查阅了潼关孤儿的资料后，认定李万成就是他们当年遗弃的亲生儿子。

    在了解自己的身世之前，李万成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地道的陕西人，并且是最受父母宠爱的家中的唯一的男孩。

    李万成：他们对我的疼爱有加，我当时环境还是不太好。那个困难时期，他们有点好吃的就给留下，这是我记得非常清楚的。

    解说：但随着年龄渐渐增长，少年李万成的生活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烦恼。

    李万成：我在放学的时候，我背书包都是结伴而行地回来，有两个老人和我们擦肩而过，这就是当年那个李世贤，就是我养父，他养了这个娃，这个娃这么大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就非常吃惊。

    解说：面对李万成的疑问，父母却一口否认，但身世的谜团却一直困扰着李万成。父母去世后，李万成开始了对身世的寻访，他找到母亲当年的一位老同事，终于确认了自己的身世。

    90年代末期，李万成又找到了上百名和他一样，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被江南的亲生父母遗弃于上海街头，又被上海孤儿院送往潼关被当地养父母收养的孤儿，大家成立了潼关孤儿寻亲团。而在他们参加的江苏宜兴的寻亲大会上，这批幸运的潼关孤儿竟有数十个找到了他们的亲人。但李万成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烦恼，他与陈家相认后，竟又有一周姓人家找来，对他说周家才是他真正的亲人。

    李万成：当时我心里非常复杂，你说我认不到亲，这一下子几家在争，究竟我是谁的儿子，谁是我亲妈。

    解说：面对两难的境地，李万成先是和周家进行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他和周家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陈家却一直拒绝和他进行亲子鉴定。

    李万成：他们都说不做，我要说做他们有点伤感情，老太太哭得不行。我又怕伤他们自尊，我说那算了吧，咱们就是亲的，就这样维持到这儿，七年了。

    解说：就这样，虽然直觉自己并非陈家的亲生骨肉，但依然和陈家维系着至亲一样的往来。而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停下继续寻找真正的亲人的脚步。

    李万成：我临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我的姊妹是谁，我的故乡在什么地方，你那心里，落叶归根，咱们就不归根了，起码你就知道了，也是一个安慰。所以即使是失败了，还想继续把这个路走下去。

    晓楠：李万成说，他如今在通电话时，仍然管陈家人叫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很微妙的现象，很多孤儿和寻子家庭，既想做亲子鉴定，又害怕做，陈瑞玲就说过，钢特在他家里呆了半个月，母亲甚至都不敢看他的胳膊，因为她生怕如果看到的小臂上的疤痕和自己儿子的不符，自己的梦就破碎了。而李万成在和周家做了亲子鉴定证明不是后，觉得好像又被人抛弃了一次一样，心里很难过。这些孤儿和家庭们，他们期盼了太久，她们一生最重要的一瞬间，就是和亲人抱头痛哭的那一刻，而他们一旦拥有过那一刻，就再也不想失去。 

一家人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

    晓楠：在江南各大城市举办的认亲大会上，绝大多数的寻子家庭都来自农村，因为在自然灾害当中，遭受最直接打击的就是靠天吃饭的农民。然而也有例外，一直在寻找小妹的王海庚就来自上海。

    王海庚的小妹出生于1958年6月2日，也就在那一年，一家人的命运彻底改变，小妹出生才几个月，王海埂的父亲就遭受政治迫害，被发配到青海服刑，家中的顶梁柱顷刻坍塌，不识字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家中没有一分一厘的收入，整个家庭当即陷入绝境。1959年春天的一天，是王海庚终生难忘的一个日子。

    王海庚：我放学回来了，突然看见母亲两个眼睛非常肿，两个眼泡肿得像那个核桃一样。另外，神情非常痛苦，我一看我心理吃了一惊，后来我就问我的三妹呢？母亲说把三妹送到一家医院去了。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晚上母亲抱着我的妹妹哭了一个晚上。我就马上就明白这回事了，我说我要妹妹，我要妹妹，记得我躺在地上就是哭，滚啊，我在地上滚了好几个小时。但是再哭再滚，可能这个一切该发生的也就发生了。

    解说：原来，趁着家中的大孩子都不在家，母亲将妹妹遗弃在附近一家医院的走廊里，并托人写了一张女儿出生年月日的字条放在襁褓之中。几十年后，当王海庚有了自己的儿女后，他才深刻的体会到母亲那一刻的惨痛心情。

    王海庚：由于父亲蒙冤以后，生活上的困顿和磨难。另外，就是说精神上的打击，再加上和妹妹骨肉分离，一直不断地哭，没多久，她两个眼睛就双目失明了，那个时候母亲还不满30岁。

    解说：第二年，大饥荒来临，为了让剩下的三个孩子活下去，母亲经常一个人饿上两三天，把省下来的食物分给王海庚和大妹二妹。

    王海庚：我记得我小时候到菜场里面挑捡菜皮，所以也不买菜的，挑捡菜皮，就人家不要了，挑捡回来。就两个妹妹就是两个人抬着这个便桶，每天四五点钟凌晨起来。起来以后，然后把它端到这个公共的倒便池的地方，把它倒掉再用冷水把它洗干净送回到人家门口

    王海波：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两个妹妹，每个月是挣八毛。就寒冬腊月，就记得我妹妹小时候两个手上都满是冻疮。

    解说：就这样，母子四人熬过了大饥荒，又相依为命的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整整21年，全家人没有父亲的任何音讯，直到1979年，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王海庚一家人也才迎来命运的转机。

    然而，与家人分别21年，独自在外九死一生的父亲一踏入家门，却一下子发现家中少了一个女儿。

    记者：他当时问的时候，你妈妈是什么反应。

    王海波：哭。我妈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还是我告诉我的父亲，我说1959年把她送出去了，他说送到哪里，我说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解说：父亲回来了，为了完成一家人团聚的夙愿，王海庚和大妹二妹开始了寻找小妹的旅程，他们到孤儿院、民政局、以及当年母亲送走小妹的那家医院查询，都毫无结果。而就在此时，二妹却被查出身患绝症，那一年，她年仅25岁。

    王海波：我妹妹在弥留之际，我记得她痛苦时拉着我的手，很遗憾，很难闭上眼睛。她看不到我们全家骨肉团聚了，成为一个永久的，绵绵无尽期的一个哀思了。后来妹妹就和我说，哪怕我以后过世了，如果能够找到妹妹，到我的墓前献上一束花，她说也是我们姐妹相聚了。所以我很难过，这所以成为我不懈地努力，寻找妹妹的一种动力。 

把骨肉团圆的希望寄托在来世

    晓楠：王海庚毅然决然的踏上了寻亲之路。开始是孤独的、翻阅、调档。

    90年代末，当越来越多的江南孤儿从北方的各个城市返回上海、返回江南寻根时，王海庚才忽然感受到，原来自己的命运竟然和那么多人的命运相重合、相复制，所以在寻找小妹的同时，他开始帮助那些同样在苦苦寻找的孤儿和寻子家庭们，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江南孤儿寻亲活动的民间志愿者。

    王海庚：我看到一个92岁的老人，所有人间的沧桑，经历过的磨难，都已经写在他脸上了，他那个脸上就是隔阂纵横，但是他已经不能走路了，坐在轮椅上，他硬是叫自己的儿女把他推出来，他要寻找自己，把他送到城市里面的一个孩子，我看得很清楚，他那个两颗那个泪珠，就从他那个浑浊的眼珠里就流出来，流出来无声地流出来。

    记者：其实这二十几年，在这个过程里你是一贯地对这种亲情的东西。

    王海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看起来可能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寻找自己失散几十年的亲人，可能他弃儿本身也已经步入人生的那个夕阳了，但是就是在坚持不懈地在寻找，我觉得这是对人间真情的一种挽留。

    解说：2001年，王海庚的父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把骨肉团圆的希望寄托在来世，而活着的人，王海庚和大妹，还有他们双目失明的母亲，则依然在不懈的寻找。

    王海波：我记得临终弥留之际，父亲眼睛怔怔的瞪着我，又是那个期盼，又有点可怜巴巴的，又是那种好像很痛苦，反正就是说不出来那个眼神，就怔怔的盯着我，然后就那个泪水，就不断地从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就流淌下来，止都止不住，我给他擦掉他泪水就是流下来。后来我知道父亲的心愿。我说我一定还会努力，找我们的三妹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如果我能够找到我的三妹，我们都会让我们母亲的晚年幸福的，我和他说了这两个意思，父亲过了一会他就闭眼了。

    晓楠：其实初次见王海埂的时候，觉得他是个很沉默，也很冷静的人，但采访过程中，面前的这个中年男子数度哽咽，那几十年前的痛，还是那么深切，似乎从未走远。从那个发生悲剧的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所有的亲历者，无论是孤儿还是寻亲者们，都已经走过了大半生，王海庚说，从他当年开始找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那些资料比对他已经翻遍了，已经烂熟于心，甚至已经可以借此帮助别人寻亲，从理智上讲，他也认为找到亲人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越来越清楚，这或许根本就是一场无望的追寻，但，无望也罢，渺茫也罢，他没有想过放弃，这样的找寻多年来已经成了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近乎宗教的东西，他一天不停。

    记者：如果真的有一天能找到你的妹妹。

    王海波：我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把我们四十多年对她的思念告诉她，把我父亲把我的二妹，也就是她的姐姐，临终对她的思念告诉她，告诉她她的亲人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牵挂着她。

资料来源：
http://phtv.phoenixtv.com/program/lnrs/200709/0930_1598_245269.shtml

曹长青

    “在当今世界，他是某种形式的活着的圣人”，《纽约时报》在哈维尔二月初卸任总统之际的报道这样评价。为什么这家在全球有相当影响力的大报、以监督政治人物， 强调新闻“第四权”的媒体会这样高度赞美一位当权者？因为哈维尔是个“异数”政治家，他从政的历史，不仅是传奇，而且具有道德力量，使他具有某种人类良知 的象征意义。

    在全球192个国家中，捷克实在是个小国，面积不到8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人口不到台湾的一半。但捷克却是个相当响亮的名字，不仅因为它有反抗 苏联入侵的“布拉格之春”历史，更在于它有两个具世界级声望的知识分子﹕哈维尔和昆德拉。这两位知识人，都以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知和反抗而闻名。

喊出“皇帝没有新衣”的真实

    昆德拉是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包括一个月前在美国出版的最新作品《无知》（Ignorance），每一部都是认识Communism的教科书，是崇尚自由者反抗专制 的宣言。在昆德拉笔下，Communism是个恶作剧，以“惩罚先于过错”的统治，把每个人都“变成影子之后，才让他们活下去。”每个人都要“服从一个无视个人的制 度。”“任何一个人有记忆、有成年人的感觉，就难免一死。”因而昆德拉提出要结束这种“恶作剧、媚俗和剥夺人的记忆”的世界。

    哈维尔是剧作家，他不但用文学作品，更用实际行动反抗Communism。1979年，当邓小平复出，很多中国知识人争相歌颂“邓大人”，向共产党献出“第二种忠 诚”之前两个月，哈维尔发表了《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国家是“一个充满假像的世界……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哈维尔认为，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怕的 是“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使谎言世界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因此哈维尔组织名为“七七宪章”的 异议知识分子反抗团体，喊出“皇帝没穿新衣”，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昆德拉和哈维尔虽然都对共产邪恶有深刻认知，但反抗的方式却有不同，昆德拉坚持用文字的方式，拒绝参加组织及签名等实际行动。但哈维尔不 仅用他的戏剧，他的政治檄文，还组织反抗团体，联系签名抗议等直接投身结束暴政的活动。因而他遭逮捕入狱，被关押4年半。

公开接见达赖喇嘛和台湾副总统

    共产政权在东欧一个个崩溃之后，哈维尔当选了捷克首任总统。但哈维尔在反抗共产统治时，并不是以当总统为目的的，他只是秉持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从道德 层面上进行反抗。因为只要以获取权力为目的，只要玩政治，就可能会有交易、妥协，就可能牺牲道义原则。哈维尔最后出任首届民选总统，是人民选择和信任、他 毅然承担责任的结果，而不是他朝思暮想、一直做“总统梦”的结果。《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哈维尔为了领导捷克渡过后共产时期而做出的“个人牺牲”。

    哈维尔获得政治权力之后，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道义原则；而没有像南非总统曼德拉那样，立刻成为毫无道义原则的政客，马上和民主台湾断交，接着去拥抱卡扎菲 等恐怖份子。在台湾遭到中共外交打压之际，哈维尔是第一个在他的总统官邸正式接见台湾副总统连战的欧洲国家元首。在达赖喇嘛到西方国家寻求支持，解救被殖 民奴役的西藏人民时，那些孱弱的西方领导人畏于压力而不敢公开接见。连全球唯一超强的美国，其总统克林顿也采取所谓“偶遇”方式（在达赖喇嘛和戈尔副 总统见面时，以偶然碰上为由）短暂会晤。哈维尔是第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接待达赖喇嘛的西方领导人。哈佛费正清中心研究员谭若思（Ross Terrill）曾撰文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布拉格接待达赖喇嘛，并在两天的访问中全程陪同；哈佛大学举行"八九"事件十周年悼念活动，哈维尔也写了一封辞 情并茂的信，以示支持。”

欧洲最坚定的“亲美派”

    在全球重大事件上，哈维尔也一直都坚持道义原则，从不“玩政治”。在南斯拉夫镇压波斯尼亚人、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种族清洗时，哈维尔是最强烈主张和支持美 国军事干预的欧洲领袖之一，他在演讲中说，美国及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干预科索沃事件，是美国承担人类责任的伟大之举，它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完全是 为了捍卫人道原则。

    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哈维尔也是独树一帜，他的名言是，把北约扩大到俄国的边境。正是哈维尔的力争，捷克和波兰、匈牙利一起，在1999年首批加入了北约， 使北约成为19国。捷克加入北约后，哈维尔仍继续呼吁，北约要吸收更多的东欧国家。去年10月，北约年会之所以选择在布拉格召开，就是因为哈维尔是最支持 北约东扩的欧洲领袖。结果，在这次北约年会上，北约一次接受了7个东欧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瓦克亚和立陶宛三国）的申请，从而使北 约扩大为26国，成为全球最有实力保卫人类安全的军事力量。

    在美国军事解除伊拉克武装问题上，欧洲有分歧，法德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哈维尔再次挺身而出，强烈主张和支持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正是在哈维尔的呼吁下，欧 洲9个国家连署了支持美国对伊动武的声明（捷克、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匈牙利、丹麦、斯洛伐克），随后不久，也是在哈维尔影响下，东欧 10个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立陶宛三国）也发表声明支持美国对伊动武。再加上已决定出兵的澳大 利亚，以及美国本身，美英攻伊联军已达19国。

“连狗的名字都不要告诉他们”

    哈维尔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为什么和法国德国立场不一样？主要因为这些国家都曾遭到共产邪恶的统治和摧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像哈维尔一样，深刻地了解什么 是邪恶，应该怎样对付邪恶。法国德国那些主张和萨达姆．侯赛因谈判、和平解决伊拉克生化武器问题的人，就像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首相张伯伦们主张要和希 特勒和平谈判一样幼稚、无知和愚蠢，因为他们没有明白一个简单的常识，善良的愿望解决不了邪恶，必须用邪恶听得懂的语言来铲除它。对当年的阿道夫．希特勒 如此，对今天的萨达姆．希特勒更是如此！

    哈维尔总统的民意支持率最低时是在他的第二次婚姻之际，因为他娶了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哈维尔的第一任妻子奥尔嘉（Olga）也是知名的异议知识分子，在 某种意义上说她在反抗Communism上比哈维尔更坚定、更义无反顾。她的名言是，“连狗的名字都不要告诉他们”。意指在被共产党关押期间，绝不写悔过书，拒绝回 答任何问题，连自己家的狗的名字都不告诉那些审问者。她在1996年因病去世。丧妻的哈维尔后来被查出得了肺癌，在生命有危险之际，一位深爱他的女歌星来 到病床边照顾他，哈维尔出院之后宣布两人结婚，使舆论大哗。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太受人民尊敬。但现在七年过去了，捷克人好象已经习惯和接受了哈维尔的这场 婚姻。

“世界因有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但哈维尔也有他的局限之处。虽然他坚定地反对Communism，但他对Communism产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反对自由经济，均贫富——仍没有清晰的认识。因而强烈主张 自由市场经济的捷克总理克劳斯（Vaclav Klaus，接替了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总统）被他视为“政治敌人”。哈维尔在政治上，和西方左派相反，他强调自由的价值，主张以军事力量铲除邪恶，使被奴 役的人民获得解放；但在经济上，他的想法更接近欧洲左派主张的福利社会主义，强调财富平等，扩大政府功能，增加税收、扩大福利等。好在捷克总统是虚位，具 体经济管理权在总理手里。

    中国文化中有“先圣后王”之说，但圣人和国王严格说是无法同时承担的，因为“圣人”看重原则、道义、道德，而“国王”更多想的是政治利益和权力，往往把原则打折扣。但从哈维尔担任总统13年的历史来看，他可能是把这两者平衡得较好，或者说更强调了原则的西方领袖之一。

    《纽约时报》在哈维尔离任当天发表的社论指出，13年的总统生涯，“哈维尔没有留下清晰可辨的政治遗产，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品质很重要这种 感觉。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仍然发出诚实的声音，在人们期待的时刻，展示了个人的道德权威。无论是捷克，还是余下的世界，都因有了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载《争鸣》2003年3月号）

［捷］哈维尔　崔卫平译

    我有一个患严重气喘病的朋友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监狱里过了好几年。在那里，他受害弥深。因为他的狱友吸烟而他几乎不能呼吸。他换一个无吸烟者牢房的要求都没有人理睬。他的健康，甚而他的生命，受到很大威胁。一个美国妇女知道了这件事并想帮助他。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国日报的编辑，问他是否可以写点什么。“那人死时给我打个电话”，那位编辑回答。

    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报纸需要一个故事。气喘病不是一个故事。死亡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故事。

　　在布拉格，只有一家长期委派的西方通讯站。在黎巴嫩，一个远比捷克斯洛伐克小的国家，有几百个以上。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这儿什么事也没有”。比较起来，黎巴嫩充满了故事。它是一个谋杀、战争、死亡之地。像人类所能记忆的那样长久，死亡从来就是每一个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点。

　　我们的情况像我的朋友：我们不值得注意因为我们没有故事，也没有死亡。我们仅仅有气喘病。为什么必须有人对我们的咳嗽声感兴趣？

　　人们也不可能永远写呼吸是多么困难这件事。

　　我并不为这样的事情烦恼——在这里恐怖分子是不是逍遥法外，或者在上层有没有重大的有关腐败的丑闻，或有没有暴力示威或罢工。

　　令我感到烦恼的是另外一些事情：这种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令人奇怪的缺席并不是社会和谐的一种表达，而是一个危险的和极端的过程的外在结果：所有故事的消灭。几乎每天我都为这种社会沉寂其意义暧昧不清而感到震惊，这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与生活本身之间看不见的战争的可见的表达。

　　认为捷克已经从战争和谋杀中摆脱出来这不是实情。战争和杀戮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它们从光天化日下无所遁形的公开事件转变成朦胧不可见的内部的毁灭。人们在故事中读到的那种纯粹的“典型”的死亡（尽管它所包含的恐怖，却仍能不可思议地透露出人类生活的意义［此处有语病］），在这里已经由另一种死亡取代：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这种虚无化如此取消了灭亡，同样如此取消了生命：个人的生命变成一个大机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分，他的死亡仅仅是意味着卸除了他的使命。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是发达的、稳固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内在表达，直接从其本质中生长出来。

　　来自西方的参观者经常惊讶地发现对捷克人来说，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和艾滋病并不是一种恐怖的来源，而更像是一个笑话的主题。

　　我必须承认这并不令我惊奇。因为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完全是无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然而更为当下的，更危险，换句话说，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都以个人经验去了解它而不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较起来不那么具有恐怖意味，不那么阴险、不那么内在的威胁就被驱逐到背景中去并遭到忽视，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无形的胜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故事的消失意味着人类认识和自我认识一个基本手段的消失，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否定人们从外面观察和理解其过程的可能性。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直接经验它，要么你对其一无所知。某种恐吓不允许对其作公开查询。

　　外国旅游者可能会形成这种合情合理的印象：捷克斯洛伐克比瑞士更穷、更枯燥，报界对在这里关掉他们的办事处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他们怎么能指望没有事情可报道。

    我试图揭示我们气喘病的起因和作一些本质的观察。

    我试图揭示从世界的这个角落故事的消失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５０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装满好几万无辜人们的巨大集中营。与此同时，建设工地充满着好几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具有新的信仰，唱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那时有拷打，枪决，穿越边境戏剧性的追逐，密谋，与此同时，颂词正在写给首席独裁者。共和国的总统为他的亲朋友好签署死亡许可证，但是你仍然可以有时在街上看到他。

　　理想主义和狂热者的歌，极为激愤的政治犯，英雄受难——所有这些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５０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坏的时期，但是，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时期有许多次。它与历史上发生过的有某些共同之处，或者说至少具有与其他那些时期的对比，它仍然像历史。没有人会说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这时代没有自己的故事。

　　１９６８年苏联入侵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权力的行动计划是称作“来自危机年的教训”的一份文献，这是一个适当的标题；当权者真的从“布拉格之春”学到了一课。他们发现当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利益之门打开之后事情会走得多远：极权主义者自己本身受到危害。通过上了这堂课，政治强权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自我保存。这个目标本身有其必然性的过程，一种无意识的动力，所有直接或间接操纵生活的机器扩展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形式，从此，没有什么留下来可以供选择。

　　过去的２０年，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可以作为图解一种发达的、后期的极权主义制度作用的一本教科书。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经由沉闷的惰性，受托词支配的小心谨慎，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和无意识的、照章行事的行为方式所取代，所有这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社会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

　　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声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如果共和国总理终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他是躲藏在呼啸着开往机场的轿车防弹玻璃背后，去会见卡扎菲上校。

　　发达的极权主义赖以建立的操纵手段如此精致，如此复杂和有力，以致它不再需要谋杀凶手和牺牲品。甚至不需要因为有着一个更好前途的梦想而散布不满的火热的乌托邦建设者。“现实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这个时代自己杜撰出来的，它强调了这样一点：在这里梦想者已无容身之地。

　　每一个故事都始于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被理解为从一种世界的逻辑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逻辑——开始于每一个故事从中产生和由此孕育的那些：状态、关系、矛盾。故事当然有它自己的逻辑，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真理、态度、思想、传统、爱好、人民、高层权力、社会运动等等之间的对话、冲突和互相作用的逻辑，有着许多自发的、分散的力量，它们预先不能互相限制，每一个故事都设想有多种真理、逻辑、采纳决定的代理人及行为方式。故事的逻辑与游戏的逻辑相似，一种在已知和未知之间、规则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的张力。我们从来不能真正知道在这种对抗中将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果将会怎样；从来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导向怎样的行为。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的代理人，故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竞技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互相接触。

　　当前极权主义的支柱是存在着一个所有真理和权力的中心，一种制度化了的“历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为所有社会活动的唯一代理人。公众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理人摆开阵势的竞技场，而仅仅变成这个唯一的代理人宣告并执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个由这种原则统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间；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将无从生长。

　　显然，极权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和其原则上）是敌视故事的。

　　当故事遭到毁灭时，有关历史性的感情也同样消失。我记得７０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像是发生了一个“历史休止”的时期；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

　　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象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不知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事件的进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义，当历史的地平线丧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极权主义强权用官僚主义秩序来代替历史的生气勃勃和纷乱繁复，这样有效地窒息了它。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府将时间国有化了。因此时间遭遇到与其他许多国有化实体相同的命运：它开始枯萎。

　　如我已经说的，革命的精神气质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不再受幻想、革命或意识形态的狂热所统治。这个国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支配，这些人声称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仅仅想着他们自己，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形式化了的仪式，它给他们提供一种其内部联系的语言。

　　十分奇怪的是，也只是在目前，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结出起重要的果实，显示其深刻的结果。

　　我们怎样来解释它？

　　很简单：通过这个时代和这个制度深深的保守本质（在保存的意义上）。它越是从原先的意识形态的热情中得到好处，便越是奴隶般地信守所有它的基本原则，这些看上去像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唯一确定的。结果是，通过其无意识的机械的运动，这些原则渐渐演变为畸形的现实。极权主义结构不断地巩固和完善早已变成仅仅服务于赤裸裸的权力的自我保存，但这是最好的保证，那些最初意识形态中的遗传密码将处于活跃状态而不受干扰。那些为了“更高的目标”而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因而可能威胁这个自动过程的幻想家已被恪受教条的官僚主义者所取代，他们的确缺乏思想使其成为后期极权主义空洞继续的理想保护人。

　　极权主义虚无化的现象是种子早已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期果实之一。

　　极权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时已经完全成熟，也不是某个疯子将原来设计切除恶性生长的手术刀用来杀害那些健康的人们。

　　我们仅仅需要穿透各种刚萌发的理论枝芽的织体，便可以看到虚无化的胚芽已经蛰伏在这个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心脏中：这个信仰认为它已充分了解这个世界并已显示其真谛。如果这个信仰的主要领域是历史，对于其虚无化倾向的能量从它对待历史的态度中最强烈地释放出来，还有什么奇怪的？

　　它开始对历史从某一个方面去解释，然后将这一方面绝对化，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这某一个方面。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化由于一种有规律的、容易理解的“历史法则”、“社会集团”、“生产关系”间的互相作用而被废弃，而这如此取悦于那位科学家的眼睛。然而这样渐渐地从历史中放逐了那些给予人类生活、时间和历史自身结构的最主要的事情：故事。故事进入一个非意义的王国，它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独一无二和摸棱两可。由于一个故事的神秘是人类可以讲述出来的神秘，失去故事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史变得令人厌倦。

　　对于过去的虚无化同样也将未来虚无化了：当“历史法则”被投射至未来时，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这种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毁了未来的本质：它的开放性。规划建立世间天堂是历史的最后结局，为了摆脱社会矛盾、人类的不良品质甚至贫穷，于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破坏。社会僵化成永久和谐的谎言，人被弄成纪念碑，象征着幸福的永久持有者——这些是无声地完成的对历史精神的杀害。

　　但是通过将它自己作为历史最终回归到自身的手段，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地承认了它自己的毁灭。其主张是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将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来说，历史终于发现了它的最终意义。然而，问题是，发现了自己意义的历史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甚至是否还是历史？

　　意识形态，声称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历史之上，变成了历史最大的敌人。

　　这种敌意是双重的：如果意识形态通过彻底解释历史而毁灭了它，那么历史也以一种无可预见的方式呈现从而毁灭了意识形态。

　  当然，意识形态毁灭历史仅仅是意识形态式的，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却以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事实上，这是别无选择的，如果历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

　　通过否定历史，权力不仅为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护，并且为其作为极权主义政权身份辩护。这个身份也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的庇护所：如果最初不是从一种意识形态中吸取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如此自满以致轻视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及这种使命所带有的所有特权——这种只存在一种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将很难存在，更遑论发展和壮大。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权力因此而得以出生、断奶以及直至今天浸透着这种偏狭的意识形态，它视多元化仅仅是一种被迫的邪恶，或一种形式上的俗套。这种核心原则无非是最初的意识形态的始终贯彻和其空虚的完美肉身化。作为合法的产物，这种原则利用意识形态的虚无化的能量，因而将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

　　目前我们社会深受其害的气喘病是这场战争的自然继续——这种精神上的狂妄自大曾经向故事宣战，向历史宣战，因而也向生活本身宣战。

　　厌倦已经从历史教科书中跳出来而进入真实的生活。

　　任何羽翼未丰的极权主义首先试图限制和完全排除其他的权力源泉。开始是排除政治上的多元化。但与此同时或稍后，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多元化也随之消失，因为任何尊重这些多元化的权力将不是统一的权力。

　　这样，首先故事从公众生活中被赶了出去。

　　由于它自身特殊的重力——它的极权主义的重力——这个权力深化自己的极权性质和扩展其范围。它一旦宣称核心权力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权力的行使便脱离公众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权利制度上的保证将变成嘲弄，或者干脆取消，那就没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权力的扩张并没有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境停留下来，而是任意推进这条界线直至毫无廉耻地干涉曾经属于个人的领域。例如，一个鸽子爱好者俱乐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种形式，现在发现他们处于核心权力的监视之下。这个权力通过在我的住房里安装窃听器，将我的呼吸（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从我说的话中识别开来，这个国家对我所说的话不能漠然置之。

　　当反对党被禁止和审查制度被引进，对故事因而也是对生活本身的侵害不是完结，而恰恰是开始。

　　因为它们更巧妙隐蔽，不直接的干涉有时更加危险，通常公众生活不是同私人生活截然分开的，现代文明中无以计数的现象将这两个领域捆绑在一起，因此它们变成一种两副面孔、两极和两维的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生活。尽管有时候以复杂的和隐蔽的方式发生，每一件在公众领域中发生的事件最终影响和塑造了私人领域，当公众生活虚无化了，私人生活也被扭曲和彻底虚无化。每一种彻底控制前者的措施对后者也产生致命的影响。

　　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活。

　　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

    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和外面的生活相比，现在故事是如此之多。几乎每一个囚徒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令人震撼或激动的生活故事，当我在听这些不同的故事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像是处于一个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或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不管我怎样认为我的狱友们丰富多彩的叙述，它们反正不是极权主义虚元化的文献。相反，它们证明了这种叛逆，独特的入性用叛逆来抵抗它自身的虚无化；并且用自身具有的顽强精神来无视这种消极性的压力。不管在任何所讲述的故事中是否是有罪或是不幸占了上风，这个世界中人们的面孔是特殊的和个人的。当我从监狱中回来，我在某处写过在一个２４个人的牢房中你可能遭遇到比几千人往的多层高接更多的真实故事。人们真实地受着气喘病的折磨，极权主义国家的那些苍白的、奴隶般的、服从的、整齐划一的、牧群般的公民，在监狱中并不会发现很多。相反，监狱变成一个将这样一些人集合起来的地方，这是些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突出的人，他们看起来是莫可名状地与这个社会不协调，是执著之极的真正的人，是不可能使其顺从的人。

    大概监狱总是那些以某种方式突出的人们较大的集中地。不过，我相信我自己在那儿所看到的也是在极权主义情况之下我亲身蒙受的。许多故事的性质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其逻辑是：这种制度所控制的工具的范围越广泛，清除个人化、限制生活抓得越有力，便越彻底地将所有的独特事物推向正常生活的边缘，并最终越出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监狱。将人送入监狱的镇压机关是一个有机部分，并且实际上是极权主义施加于生活的普遍压力的顶点：没有这个极端的威胁，许多其他的威胁将失 去它们的可靠性。这肯定不是偶然的，从比例来看，捷克斯洛伐克坐牢的人高出美国若干倍。犯罪——我指的是真正的犯罪一一在捷克不可能有这么多。

    更多地要求单调划一其结果是对差异与多样化的犯罪。

    如 果进入一个故事的角色们只有当故事展开时才可以充分显示它们的个性，换句话说，如果个性要求一个故事将它变成它所是的，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故事承纳和要求个性。没有独一无二的，互相间可以区别的个人，故事永远不可能进行顺利。因此，个性和故事像如胶似漆的双胞胎那样不能分离。

    它们也具有一个共同的住所：多元化。个性，像故事那样，没有多元化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个性仅仅是与出现在其侧的另外的个性相比较和对照的一种可能。如果没有许多个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个性。

    因此对于多元化的攻击是对于故事和个性的双重攻击，说实在的，个性的衰弱在发达的极极主义世界中是非常显著的；一种含糊的、呆板的、无差别的面纱附看于每件事情上，使其全部罩上灰色。自相矛眉的是，这种面纱也附着于它的来源之中：因为在自己的世界中排除了所有其他可作比较的个别角色，核心代理人也剥夺了它自 己的个性，因此有了权力的奇怪的不露面、半透明性和躲躲闪闪，其语言的枯燥乏味，其决策的匿名性质。因此也有了其无责任感。因为当它的个性被弄得如此模糊不清，更有甚者，当它如此隔绝，没有什么人留下来尽责，怎么可能使一个代理入具有名副其实的责任感？

    对于个性的厌恶并不是统治者某个人策划的事情，而是后期极权主义内的表达。它的中央集权制不可能与个性共存。如果我们将所有的颜色混淆，我们就得到一种肮脏的褐色。极极主义的意图就是将每一件事情完全变得一样。其结果是，整齐划一，强制性地纳入同一轨道。牧群的心态，标准化的生活产主了没有自己欲求的标 准化公民，它导致了无差别的故事和无差别的人们。这是一种平庸的大量产品。

　　如果有谁过多地反抗，或过多地失望，或过于坚持逾出常规的他自己的东西，或试图逃脱这种标准化的虚无——不是内在地就是跑到国外——换句话说，任何人使自己偏离就已经踏上一个他将永远不再破坏社会生活指定形式的地方：去监狱。

　　曾经是罪恶受到惩罚的地方，现在监狱成了一种“教养院”：特殊的人们和他们的稀奇古怪的故事的一个废纸篓。

　　每当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新的牢房，我总被问及从哪儿来，当我回答：“布拉格”，跟着的问题总是：“布拉格的什么地方？”

    当我说我从第吉瓦尔茨来，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这最初令我惊讶，但是很快我明白了：在这样的有着个性化故事的老式世界中，一个有特色的故事像城市的一个街区一样发挥作用。显然，仍然有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第吉瓦尔茨，荷力松瓦尔茨，或莱肯不仅仅是一个地址而是一个真正的家，人们并没有屈服于 现代住宅区标准化和虚无化的压力（那里你永远不能说出你居住在什么城市），仍然着迷于他们的街道，在街道角落的小酒店，马路对过再前面的杂货店——以及和那些当地居民联系着的故事，其神秘隐蔽的意义。

　　最自然的问题是——哪儿是你的家？这是我在监狱中最经常地被问及的问题。

　　我所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其历史有说服力地证明：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人们参与其中的多元化，没有竞争，没有市场，和它的制度上的保证，一种经济将要萧条和衰退。

    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顽固地反对恢复这些被证明是经济生活中的手段？为什么所有这些努力不是被弄得半生不熟就是遭到镇压：

　　最深的原因不在于领导层的恐惧，即这将导致意识形态的争端，也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保守主义，甚至这样的担心：如果中央放弃它的经济权力，也将放弃其政治权力。

    依我看，真正的原因——这又是建立在极权主义自身的本质之上——在于它压倒一切的惯性之中。它不可能放弃对经济和像经济这样生活中要害部分的控制。如果它意识到经济上的多元化在制度上的保证并承担和尊重它们，这将认可在它所宣称的总体权力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合法性。这将否认它自身的极权主义本质和终结它自 己。至目前，压倒一切的惯性总是避免令其制度从本体上自我崩溃。（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或许在某天出现反对这种惯性并迫使这个制度真正地放弃它的本质，但是它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生。）

　　当人们不再参与经济生活中相对是自发性的活动，他将失去其社会和人类个性的一部分，失去其创造自己的人性故事的希望和一部分。

　　我目前提及此，是因为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集权化所产生的标准化虚无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类似的经济上的集权化——作为普遍的控制生活的非直接手段之一——远远不是那么明显。并且这是造成更大危险的东西。

    一 个地方如果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和自然的多元化，竞争的生产者和他们的中介人的观念也将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供求关系的互相作用，劳动和商品市场，自愿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甚至还有对创造的刺激及其衍生的危机，经济上成功和失败的戏剧。作为一个生产者人们不再是经济故事中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而变成一个工 具。每个人都是国家的雇员，国家是经济真理和权力的唯一拥有者。每一个人都埋葬在集体经济上的“无故事”的匿名性当中。

    当经济上的多元化消失，消费品市场竞争的动力也随之消失。中央权力嘴上说说“满足不同的需要”，但是非多元化经济的压力迫使它恰好做相反的事：使产品一体化，使商品标准化和缩小人们的选择范围，在这种人为的经济世界中，差异仅仅是一种麻烦。

    不仅是消费者不得不几乎依赖（像所有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那样）并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日用品，并且他们也没有不同的日用品之间的选择，不可能甚至以这种有限的方式表现他们的个性。他们全部拥有的是垄断的生产者所配给的：配给每个人同样的东西。

    一套组合家具的设计者也许不是极权主义制度最典型的代表，但是却是无意识地意识到其虚无化要求的人。他所具有的影响比五个政府的部长加起来还要大。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选择，而将他们的生活围困在他的家具之内。

    请允许我把话说得过火一点。如果仅仅是同一种类型的预制板的生产，那么，一种中央指挥的生产制度或许是最大的进步，从其中同一种类型的住宅将被建造出来，这些楼依次配有同一种式样的门，门的把手，窗户，盥洗室，脸盆等等，所有这些加起来将创造根据同一个标准化的城市发展规划而建立起来的唯一一种住房类型，毫 无变化的风景和令人遗憾的高低不平的地面。（当然，在每一套公寓中，同样型号的电视机上演着同样的节目。）

　　难以觉察但是不可抵抗，并非故意然而不可避免地，每一件事情开始与其他每一件事情相类似；楼房，衣服，工作场所，公共装潢，公共运输，娱乐形式，人们在公共场所和在他们自己家中的行为方式。

　　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标准化对生活及生活的节奏产生整齐一律的影响，将人们愿望与厌恶、感觉经验和趣味的范围弄窄。它使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失去光泽。

　　在这样一种不幸中，故事变成可以替换的。

　　当一个有抱负的记者宁愿冒着生命危险景在黎巴嫩，这有什么奇怪的？

    如果我们国家的一个公民想去国外旅游，找一份新的工作，换一换他的住宅或温室，组织一次业余活动，他通常不得不从事一个长时间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进军，到各种官方机构为了那些必要的允许，执照，介绍，他必须经常降低身份或保持沉默。这是一项累人的、枯燥和令人虚脱的事情。许多人处于厌恶，或担心这将把他 们拖垮，很快放弃了他们大多数的个人计划。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潜在的故事。这或许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放弃自我的过程却开始于微不足道的理由。

    因此显然，存在于人们生活中每天发生的细节中的官僚主义规章制度是其虚元化的另一个非直接的工具。在这里公共事务以一种十分“日常”但又是十分固执的方式渗透到私人生话中去。我们每天所屈服的大量微小的压力比乍看起来要重要得多，因为它关闭了我们被判为在其中呼吸的空间。

　　在这种空间中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这还不足以令我们窒息而死，那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故事。

　　这些例子并没有穷尽极权主义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否认生活的方式。

    肃清政治上的多元化剥夺了社会自我建构的一种手段，因为它阻碍了多种利益、观点和传统的存在。对精神上多元化严厉的剥夺使得一个人选择其与存在、世界和他自身的道路变得十分困难，来自中央的文化和信息方面的控制将人们借此成熟的眼界弄得狭窄，无条件忠诚的要求迫使人们变成其空洞仪式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扮 演者，人们不再是自发地和自信地参加集体的生活，而变成核心人物自我实现所利用的工具。随时惩罚任何有创见的表达迫使人谨慎地越过那些潜在的危险，一个空洞的、令人疲劳不堪的过程。极权主义控制之罗网影响了每一件事，从个人上学到职业的选择到旅游的可能性，能否进行创造的限制，完全是个人拥有的范围和方 式。所有这些削减了人们不得不在其中行动的空间。中央权力的绝对要求——仅仅在某个既定时刻为了实用的目的欺骗自身时才尊重这些范围——创造了一种普遍的紧张不安的状态：甚至没有人能够确信他所站立的土地，或者他可以冒险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果他做什么将发生什么。这种权力的控制超越了立法机关和法院系 统行政上的权威，和事实上全能的警察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人们的不安全。管理机构的狂妄虚荣，它的匿名性质，在这个不露面的伪责任的制度中个人责任的消灭（任何人可以为任何事提供任何借口，或为任何事受罚，因为中心化的权力其意志不认可任何与个人争端时的仲裁人）创造了一种无助的感觉和削弱了人们过自己的生活 的意志。

　　所有这些——还有那些更微妙的——居住在我们气喘病的背后。

　　从事情的表面看来，每一件事情正像在任何地方发生的那样：人们工作、说笑话、做爱、死亡。在这个表面之下一种毁灭性的疾病正在蔓延消耗。

　　“当那入死时打电话给我。”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不会死。然而，隐瞒他的病等于促使它的传播。

　　近几年底由捷克斯洛伐克出品的几部很好的喜剧在国内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有两部甚至还获得舆斯卡提名。

　　然而不管我如何欣赏这些影片，我不可能受这种感情的震动，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头。美国观众，他们没有受害于这儿流行的每日的气喘病，因此看不出来其中的问题。

　　这些电影共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想，一个重要的间题是：他们所讲的故事缺乏历史背景，不管这些影片运用怎样表面上的和装饰性的技巧暗示某个特殊的地点和瞬间，它们看起来像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它们所讲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极权主义压制取消历史真实性有两种方法：直接的——通过审查制度和自我审查，两者都发展出一种对可能获得生活的历史尺度的任何事情的老于世故的敏感；非直接的——通过生活本身中历史真实性的毁灭。当然，每一种全球性的对历史的概念的抨击正在发生，要抓住其一瞬间的历史品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试图 讲述失去故事的故事，气喘病的故事。

    这双重压力将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的注意力转向私人生活。但是，如我已经讲过的——在今天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特别是在极权主义之下）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像两个连接起来的容器，如果一个遭到否定时，另一个不可能真正地代表。没有一种历史尺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种表象和一个谎言。

    实际上，被人为地削减为纯粹私人范围的生活图景（或者提供公共范围表面上的暗示，而每一件事基本上围绕私人生活范围）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奇怪的轶闻，一幅风俗画，一种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一种虚构的谎言，一种从成千上万个活生生的个性中编造出来的杜撰。在这样的描述中，连最私人的生活也古怪地遭到歪曲， 有时候达到这样的地步：一种对于逼真的麻痹了的要求变成难以置信的离奇古怪和自相矛盾。这种要求之所以这么强烈：潜意识中要求对其对立面——真实——的缺席进行补偿。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好像被剥去了它的内在张力，它的悲剧性和伟大，它的问题。所有表面的特征漫画化得越精彩，这部作品便越失去其要害。通过模仿 生活而歪曲了它。个人的笔迹代替了素描。

    在我说的这些影片中，我未曾看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具体的政治细节的缺乏。来自政治现实的某些细节仍然有，有时候对作品很有效。我没有看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的想象。这不是一个主题的问题：我完全可以想象一部分仅仅关于爱情和嫉妒的电影，但在那儿这种自由不一定缺少。

    在纳粹占领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出品了几部流行的喜剧电影。它们在无历史性和由此带来的不真实上是很显著的。这里再次不是主题哪儿出了问题：我发现缺少的不是来自集中营的景象。我未看到的是一种内在自由，并且让人感到它们的幽默只是将必须做的事情弄得像是出于好心的一种圆滑的方式。

　　你最后总是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今天捷克喜剧电影在国内的成功有疑问的一面。人们在其中发现一种古怪的安慰：他们的幻觉得到进一步的确证，气喘病并不真正存在，但在这个意义上它恰恰是存在的，他们可以和它生活在一起；并且这也并不重要；并且他们的生活并不像他们在某个坏的瞬间看起来那样遭到破坏。这是抚慰。

　　这些电影讲的是罕见的故事。但是它们并没有展示在虚无化压力的背景之下这些故事被带进生活。人们激动地发现故事仍然存在。他们欢欣鼓舞，结果是自己骗自己：他们忘记了这故事仅仅在银幕上，那并不是他们的故事。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这种艾滋病病毒。

　　然而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逃脱的地方，没有余地，没有人可以免受虚无化病毒的侵害。

　　在某个地方，一个外国人比处于其中受其害的人更有可能观察到我们气喘病的症状。它就是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面孔。我们已经长时间习惯于这张面孔，但是一个外来的访问者将更受其震动。

    登上布拉格地铁的自动电梯，观察从对面走过来的入群的面孔。这趟旅行是平常激烈的竞争生活的一个停顿，是生活的突然中断，是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地展示我们自身的一个凝固的时刻。也许这是那些“真理的瞬间”之一，一个人突然超脱于所有联系之中。他在公众当中，又和他自己在一起。走过去的流动的面孔是空 洞的，紧张的，几乎是呆板的，没有希望，没有期盼。那上面的眼睛是毫无生气的。

    或者去观察在商店里、在办公室、在电车上人们怎样互相对待的方式。他们倾向于阴郁、自私、粗暴和不通融；对收款员来说，顾客常常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他们一边提供服务一边互相交谈。当被问及一个问题时，他们厌恶地回答（如果他们还知道一个答案）。司机们互相咆哮，人们用胳膊肘推着往前走并互相厉声地说话， 官僚们从来不在乎多少人等着要见他们，这些人等了多长时间。他们经常说好一个约会又不遵守。从帮助别入中他们得不到乐趣，而不能帮助也不遗憾。他们能对一个恳求者的脸“砰”地把门关上，半途打断他的谈话，如果这些官员不是这样经常地永远延误，将不会这样压抑。

　　或者看看走在街上的人们：他们大多数行色匆匆，脸上布满忧虑，对周围的事情漫不经心。安宁的、欣喜的和出于自然的感觉已经丛街上消失。傍晚或者夜晚街上空空荡荡，如果你碰巧看到一小群松弛、高兴的人们，他们多是外国人。

    温暖、敞开、善良、谦虚的友谊从日常的公共交往中消失。每个人的头脑中仿佛只有一件事：去什么地方发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冷